停顿，目光在某几行字上停留片刻。
唐俭没有打扰。
他知道，房玄龄不是在看文字，是在看文字背後那些县令的脸。
那些伏案疾书、夜不能寐、在制度与现实间艰难求索的脸。
约莫一盏茶工夫，房玄龄放下简报。
「时中，你怎麽看？」
唐俭斟酌着措辞。
「下官以为，县一级推行预算制度，其难度，远超朝廷层面。」
「哦？说来听听。」
「朝廷编制预算，各部衙门的收入—或者说，可支配资源—是相对明确的。」
「民部可以提前测算来年税赋总额，陛下和政事堂可以根据轻重缓急决定分配。」
「超支了，可以压缩其他开支。不足了，可以调整分配顺序。」
唐俭顿了顿。
「但县衙不同。县衙的岁入，九成以上要上解朝廷。自己能留下的，是固定且微薄的那一点。」
「可县衙要承担的事务，并不会因为钱少而减少。」
「坊墙要修，水井要挖，盗贼要捕，争讼要断————这些事，不会等。」
「更关键的是，朝廷的事务，大体是可以预期的。」
「来年要修哪些工程，推行哪些政策，年初就能定个七七八八。」
「但县衙的事务，突发性极强。一场雨，能冲垮十处坊墙。这些事，没法提前一年规划。」
唐俭说完，看着房玄龄。
房玄龄沉默。
他当然知道这些。
他做宰相十余年，外放刺史是在贞观初年的事了。
但那段经历，他从未忘记。
那时候，他治理一州，面临的困难和这些县令何其相似。
税赋要上解，吏员要养，工程要办，百姓要管。
钱永远不够用，事永远做不完。
如今坐在政事堂，批阅全国奏章，制定天下政策，有时会不自觉地离地面越来越远。
但房玄龄知道，他不能忘记。
「还有呢？」他问。
唐俭继续道：「还有，县衙的人手、专业能力，与朝廷部衙不可同日而语。」
「朝廷编制预算，有民部度支司数十名精干吏员，有多年积累的数据和方法。」
「县衙呢？长安县是京县，规模大、品级高，尚且只有一个司户佐，带着三四个书吏，就要承担全县的税赋、户籍、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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