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封信就放在茶几上，像一颗随时会炸的哑弹。她最后还是拆开了，里面是三张信纸，写满了沈砚舟瘦硬的行楷，墨迹深浅不一，很多地方有被水滴洇开的痕迹——那是眼泪，还是写的时候手在抖？她不知道。
信的开头没有称呼，第一句话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想了很久，写了这封信，又觉得没资格送出去。”
信里详细写了五年前那个冬天发生的事。沈父的肝硬化到了终末期，必须换肝。手术费加术后抗排异治疗，前后要八十多万。沈家卖掉了老家的房子，还差四十万的缺口。沈砚舟当时在律所刚升主办律师，年薪不到二十万。他向所有能借的人开了口，凑了不到十万。
就在那时候，顾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找到了他。顾氏正在筹备一个大型文化地产项目，涉及大量古籍和历史文献的收购，需要一位精通文化领域法律的律师。顾问开出的条件是：三年合同，报酬另算，但有一项额外要求——对外以顾晓曼男友的身份出席所有公开场合，为顾氏的文化项目增加“年轻化、高端化”的公众形象。
“我以为只是做做样子。签了合同才知道，顾晓曼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她父亲一手安排的，想借我的形象给顾氏洗掉暴发户的土气。我拒绝过，但医院那边催缴费用的电话一天打三遍。我爸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我坐在医院走廊的地上，签了那份合同。”
林微言看着那些字，手指摸过纸面上洇开的墨迹，想象沈砚舟坐在什么地方写下这些话。是深夜的办公室，还是医院的陪护椅上？
信的最后一段写得很短：
“你打电话来那天，我正陪顾晓曼在参加一个招商酒会。我不能接，接了也不能说真话。后来我去医院看你，你妈在走廊拦住我，跟我说了一句话：你要是不能对我女儿好，就离她远一点。我在医院门口站了三个小时，最后决定，与其让你跟着我一起扛这些烂事，不如让你恨我。恨一个人比心疼一个人容易。”
林微言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她的手在发抖，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滴在信封上，和五年前那些洇开的墨迹重叠在一起。
她拿起手机，翻到沈砚舟的号码。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巷子里的路灯还没有亮，一切都处在一天中最暧昧的灰蓝色里。她按下了拨号键。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微言？”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不确定的紧张。林微言闭了闭眼睛，听见背景里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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