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响像是某个开关，把调解室里的沉默敲开了一道缝。
“我来说吧。”薛紫英的声音很低，但在这个小房间里，每一个字都听得很清楚，“周砚秋背后的人，不是明盛资本。明盛只是一层壳。”
她拧开水瓶，没喝，只是握着，手指在瓶身上来回摩挲。
“七年前我离开律所，不是因为我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是周砚秋安排我走的。他说我在律所待着太屈才——那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需要一个人，不在律所的名册上，却可以随时调用律所的资源。一个外人，来干那些律所不方便出面的事。”
“比如？”陆时衍问。
“比如在境外注册空壳基金，用来倒手苏氏科技当年的资产。比如以第三方的名义收购那些从苏氏科技剥离出来的子公司，把它们打包卖给真正的买家，中间的差价走离岸账户。一笔笔做下来，苏氏科技被拆成了十一个独立实体，分散在五个国家，彼此的股权关系被层层嵌套，没人能追查清楚。”
她停了一下，抬头看苏砚，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愧疚，是比愧疚更重的东西，是那种“我把你家的遗物拆开卖给了别人，现在我把清单带回来了”的沉重。
“你父亲当年不是经营不善。他是被人从内部掏空了。掏空他的人不止周砚秋一个。他的合伙人在最关键的时刻撤资，他的财务总监在审计前失踪，他的核心技术被提前申请了专利——申请人那一栏，写的是另一家公司的名字。这些事，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
苏砚坐在薛紫英对面，一动不动。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不是装出来的平静，而是那种被真相击中时来不及做表情的空白。她想起父亲破产那年，她还在上初中。有一天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坐在客厅里，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的茶。父亲对她说：“砚砚，爸爸的公司没了。”她问为什么，父亲笑了笑，说：“因为爸爸太容易相信别人了。”
那时候她听不懂这句话。后来她把这句话刻在了骨头里，变成了不轻信任何人的铁腕。今天薛紫英告诉她，父亲当年不是太容易相信别人，是被一群早就串通好的人围猎了。信任不信任的，根本无关紧要。
“继续说。”苏砚的声音很平稳。
“你们在法庭上钉死周砚秋的那笔两千三百万，只是一条小鱼。”薛紫英拧开水瓶喝了一口，手在微微发抖，“他背后有三个真正的操盘手——他的大学同窗，明盛资本的创始人，以及当年苏氏科技最大的竞争对手，那家一直藏在水面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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