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法槌落下的声音，像一颗石子砸进死水里。
没有回声。
整个法庭的空气已经凝固了太久——从陆时衍站起身说出“我有新证据提交”那一刻起，原告席上的导师脸色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成了灰白。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压低声音交头接耳，法警在角落里交换了一个警惕的眼神。所有的声音搅在一起，嗡嗡作响，像是暴雨前压在头顶的闷雷。
但苏砚只听见了一个声音。
就是他站起来时，椅子腿蹭过地板的那一声轻微的摩擦。
她的目光越过原告席与被告席之间那短短三米的距离，落在陆时衍的手上。他的手指按在一份牛皮纸档案袋上，指节微微泛白，手背上的青筋隐约可见。苏砚认识那双手——在停车场对峙时，它们握着方向盘，指节是僵硬的；在咖啡馆交换数据时，它们敲着电脑键盘，指尖是冰凉的。而现在，那双手按在决定整个案件走向的证据上，稳得像两块铁。
“被告律师。”法官的声音从高处落下来，带着法庭特有的肃穆，“请提交你的证据。”
陆时衍没有立刻动作。
他转过头，目光越过那三米距离，越过原告席和被告席之间那条象征着对立与博弈的分界线，直直地落在苏砚脸上。
那个眼神，苏砚读懂了。
他们从第一场庭审开始就是对手，两百多个日夜的针锋相对、暗中博弈、互相试探。他见过她熬夜分析专利代码时的黑眼圈，她见过他在律所加班到凌晨三点时衬衫领口松开的纽扣。他们在医院彻夜分析线索的那个晚上，她靠在他肩上睡着了，醒了之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他在停车场替她解围之后，她在车里坐了很久，直到后视镜里他的车尾灯完全消失在路口。
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堆在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此刻，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神里，那团棉花被一把火烧干净了。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他收回目光，声音在法庭的穹顶下荡开，“我提交的证据，是一份录音文件。录制时间：十年前。录制地点：苏正源先生——也就是本案被告苏砚女士已故父亲的办公室。”
苏砚猛地攥紧了座椅扶手。
父亲的办公室。
十年前，父亲破产前最后待过的那间办公室。她记得那间办公室的样子——红木书柜，墨绿色的台灯，桌上永远摆着一杯泡了第三遍的浓茶。父亲说过，那间办公室是他白手起家的起点，也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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