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八年九月初五，徐州。
这座南北要冲、运河枢纽，经历了八月的兵火后，正在艰难恢复生机。城墙上弹痕犹在，街道上废墟未清，但市集已重新开张，行人往来，脸上少了些惶恐，多了些期盼。
原徐州知府衙门，如今成了北伐前线的临时帅府。杨震站在正堂门前，望着院中那株幸存的银杏。秋阳透过金黄的叶子洒下斑驳光影，他心中却无暇欣赏——三日后，豫国公将亲临徐州，召开北伐前最重要的军事会议。
“提督，”亲兵匆匆而来，“济南快马送来的户籍册、田亩册，还有……降官名册。”
杨震接过厚厚几摞册子，随手翻开济南降官名册。上面密密麻麻数百个名字，有原明朝降清的旧官，有清廷新委的汉员，也有满人佐领。每个人名后都附有简要评注：“家眷在京，可用”“贪酷，当惩”“通晓河工，可用”……
“陈启元到了吗？”他问。
“已在二堂等候。”
杨震转入二堂，陈启元正伏案整理文书。这位年轻的劝农司主事，如今已是江北新政的实际推行者，数月奔波让他清瘦不少，但眼神更加明亮。
“陈主事，山东新复，百废待兴。豫国公三日后到，我要一份详细的施政方略。”杨震开门见山。
陈启元早有准备，递上一份文书：“下官已草拟《山东善后方略》。首要三事：一，赈济灾民。今夏山东大旱，加上战乱，灾民恐超三十万。需立即开仓放粮，设粥厂百处，同时以工代赈，疏浚河道，修复道路。”
“粮从何来？”
“江北今秋番薯大熟，可调百万石北上。另，海路从江南运粮，走登州、莱州登陆。”陈启元胸有成竹，“第二，清丈田亩。山东藩王、勋贵田产，逃亡士绅田地，皆收归官有，分给无地流民。每户授田二十亩，三年免赋。”
杨震点头：“第三呢？”
“第三，安置降军。”陈启元神色凝重，“山东绿营降兵逾三万，若处置不当，恐生变乱。下官建议：汰弱留强，选精壮万五千人编入新军，余者发给路费，遣散回乡。但需严防溃兵为匪。”
“就按此办。”杨震拍板，“豫国公到前，先把粥厂开起来。告诉百姓：朝廷回来了，不会饿死一个人。”
“是！”
九月初八，徐州城南十里，旌旗招展。
朱炎亲率三千禁军，抵达徐州。他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设营——这是向全军表明，北伐在即，主帅与将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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