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襄……”万元吉看着地图，心中盘算。
荆襄指荆州、襄阳一带，控扼长江中游，北连中原，西接川陕。若得荆襄，则可与江北连成一片，将清军彻底压至淮河以北。
但襄阳有屯齐三万精兵，荆州有清军水师，皆不好打。
“将军，”副将见他沉思，轻声道，“可是有难处？”
万元吉摇头：“难是难，但必须打。传令各营：加紧训练，尤其攻城、水战。另，派人潜入襄阳、荆州，联络城中义士，绘制城防图。”
“是！”
而在北京，武英殿内的气氛却越来越压抑。
多尔衮看着各地奏报，眉头紧锁：江北四县失守，谭泰在淮河一线布防迟缓；山东、河南义军复起，袭扰粮道；蒙古诸部见清军受挫，开始阳奉阴违……
“摄政王，”洪承畴小心翼翼道，“时局艰难，当行权宜之计。臣建议：一，与朱炎和谈，暂划江而治，争取时间；二，全力镇压北方义军，稳固根本；三，派使联络俄国，东西夹击蒙古，以安北疆。”
“和谈？”多尔衮冷笑，“朱炎会答应吗？”
“眼下或许不会，但可放出风声，乱其内部。”洪承畴道，“朱炎麾下，湖广系、江南系、江北系，利益不尽相同。若闻和谈，必有主和者，届时……”
多尔衮明白了：“离间之计？”
“正是。”洪承畴点头，“此外，可重金收买明军将领。杨震、万元吉、黄得功，皆非朱炎嫡系，未必铁板一块。”
多尔衮沉思良久，缓缓道：“准。但和谈只是幌子，真正要做的是两件事：一，让谭泰死守淮河，绝不能再失寸土；二，让多尔博加强水师，秋后寻机与郑森决战。只要控制长江，朱炎便是瓮中之鳖。”
“摄政王明见。”
四月廿五，庐州。
杨震站在新修的城墙上，望着城外田野。春耕已近尾声，番薯苗绿油油一片，新式水车吱呀转动，灌溉着干涸的土地。更远处，江北新军正在操练，喊杀声震天。
陈启元从田埂走来，满脚泥泞，脸上却带着笑：“巡抚大人，示范田的番薯苗长势极好，百姓见了，纷纷来讨教。下官估计，今秋庐州一府，番薯可收百万石。”
“好！”杨震赞道，“百姓有粮，人心便稳。你功不可没。”
“下官不敢居功。”陈启元道，“只是……有士绅暗中阻挠，散布流言，说番薯耗地力，种了三年，地便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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