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到了赈济粮。
有些灾民全家奄奄一息，两升米却不够活命。
後来是房玄龄调整了方案。
先调查灾情最重的家庭，按人头加量。
对尚有存粮者，减量或暂不发放。
结果同样的粮食，救活了更多的人。
当时只觉得房玄龄处置得当，现在想来，这不正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实践吗？
把粮食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价值最大。
李世民继续往下读。
读到「市场平衡」时，他想起贞观七年，朝廷想鼓励江南种桑养蚕，下诏令各州扩大桑田。
结果有些地方强行将稻田改为桑田，导致粮食减产，反而引发局部粮价上涨。
後来不得不取消政令。
这不就是「官府过度干预」的例子吗？
读到「政策扭曲」时，李世民的眉头深深皱起。
他想起了太多事。
贞观六年，为了鼓励垦荒，朝廷规定新垦田五年不徵税。
结果呢？
有些州县为了政绩，竟将熟田谎报为新垦田，逃避税赋。
还有的强迫百姓去开垦贫瘠山地，导致劳民伤财。
贞观九年，设立常平仓的本意是平抑粮价。
可去年监察御史奏报，河北某州常平仓官员与粮商勾结，低买高卖，从中牟利数十万钱。
李世民放下记录。
夜色已深，宫灯在寒风中摇曳。
「度————」他低声自语，「朕一直在找这个度。」
无为而治，是他从登基之初就确定的方略。
经历了隋末的大乱，他知道百姓需要休养生息，朝廷不宜过多干涉。
但什麽该管，什麽不该管？
这个界限在哪里？
有些事，刚开始做效果很好。
比如减轻赋税，百姓欢欣鼓舞，生产迅速恢复。
但减税减到什麽程度？一直减下去吗？国库空虚了怎麽办？
他曾经困惑，怀疑政策本身是否正确。
但现在李逸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边际。
不是政策错了，而是过了某个点，同样的政策带来的收益开始减少，甚至变成负担。
减税如此，其他政策也如此。
李世民睁开眼睛前。
他终於开口：「传旨，让李逸尘来暖阁奏对。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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