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一场接一场地下。
考完试后，时间突然慢了下来。
像一根绷紧的弦突然松开，反弹回来的是无所适从的茫然。
天放晴时，陆怀民又重新扛起锄头下了地。
冬天田里的活不多，主要是积肥、整地，为来年春耕作准备。
他跟在父亲身后，一锹一锹将冻硬的粪土敲碎、拌匀，再一筐一筐挑到田头，堆成肥垛。
重新握上锄头，那股熟悉的踏实感又回来了，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悄悄变了。
以前是“陆建国家的儿子”“会修东西的那个娃”，如今成了“考大学的那个”。
走在路上，常有人问：“怀民，考得咋样？”“有把握吗？”“啥时候能知道信儿？”
陆怀民总是笑笑，答得含糊：“还说不准呢，得等。”
他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
这年头的录取，分数是不公布的，尘埃落定之前，任何话传出去都可能变了味。
况且，希望这东西，揣在自己怀里是暖的，说出口却可能成了别人的刺。
父亲陆建国倒是稳得住。队里有人问起，他就说：“考完了，等信儿。”再多一句也没有。
母亲更直接：“考上考不上，都是自家孩子，该吃饭吃饭，该干活干活。”
晓梅倒是憋不住话。
每天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凑到哥哥跟前：“哥，今天有消息吗？。”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哥哥下一刻就能收到录取通知书。
陆怀民总是摇摇头：
“哪有那么快，高考分数又不公布，等到有信儿了，就是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起码得过了年。”
“过了年……”晓梅掰着手指头算，“那还得两个多月呢。”
是啊，两个月。
在1977年的冬天，对570万个家庭来说，两个月长得像一个世纪。
……
仓库里的夜课没有停，人却不再像考前那样，挤得密不透风。
大家聚在一起，人越来越少了，话却多了起来。
题是不大做了，更多时候是闲谈——谈考试时某道题怎么想岔了，谈听来的各色小道消息，谈“要是考上了”和“要是没考上”。
李文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贴在墙上，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我家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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