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舟的呼吸声很轻，但林微言感觉到了。他身体绷得很紧，像一根被拧到极限的弦。
“我在北京找了三天。最后一天晚上，我在你公寓楼下坐到凌晨两点。那天下雪了，北京的雪又大又冷。我穿了一件薄羽绒服，冻得直哆嗦。后来你公寓的灯亮了，窗帘拉开一条缝，又合上了。”
“那天晚上——”沈砚舟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我在房间里。我看见你了。”
“我知道。”林微言转过头看他，“所以我走了。你明明看见我了，你连楼都不肯下。那一刻我告诉自己，林微言，这个人不要你了，你以后别再犯贱。”
沈砚舟闭上眼睛。他的睫毛在微微颤抖，嘴角的线条像刀刻的一样硬。过了很久，他开口，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那天晚上，我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你坐在雪地里。我给顾晓曼打电话，让她想办法把你弄走。我告诉她，如果你冻坏了，我永远不会原谅她。”他睁开眼睛，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她没有告诉你这些。”
“没有。”林微言说，“她只告诉我，你让她来处理。”
“我让她给你买了一张回镇江的软卧票。她告诉我你上车了，我才睡的觉。”沈砚舟低下头，看着自己摊开的双手。那双手打过无数官司、签过无数合同，此刻却在微微发抖。“我第二天去律所办了离职。然后去医院，签了我爸的手术同意书。那笔钱，是顾氏出的。条件是——我替他们打赢一场专利官司，然后离开北京，五年内不能和任何与顾氏有竞争关系的机构合作。”
林微言的手指在膝盖上蜷了蜷。这些事，顾晓曼上个月跟她讲过一遍。但从沈砚舟嘴里说出来，每一个字都带着五年前的重量，压得她胸口发闷。
“你可以告诉我。”她的声音有些涩，“那时候，你可以告诉我。”
“告诉你，然后呢？让你跟着我一起背那笔债？”沈砚舟摇头，“你那时候刚进修复所，一个月三千八的工资，租着城中村的隔断间。你每个月给我妈寄一千块钱，你以为我不知道？”
林微言愣住了。
“你寄了整整一年。每个月十五号，从你工资卡里转出来的。我妈每次收到钱都给我打电话，说‘你那个女朋友又打钱了，我跟她说别再打了，她不听’。”沈砚舟的声音终于有了裂痕，“微言，我欠你的不是一句解释。我欠你的，是那一年你寄给我妈的十二笔钱，是你在北京雪地里坐的那几个小时，是你回镇江后关在房间里哭的那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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