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言说，“但她不知道具体。她只知道她女儿被人甩了，哭了一场，然后把自己关起来修了半年的书。她没问过细节，我也没说。我爸问过一次，我说‘不合适分了’。他就再没提过。”
沈砚舟的脚步顿了一下。林微言没回头，但听见了那半拍停顿。她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拧了一下——五年前那个冬天，她坐在回镇江的火车上，窗外的田野一片荒芜。她记得自己给母亲打电话，只说了一句“妈，我回来了”，然后在镇江站出口看到母亲站在风里，围巾裹到下巴，手里攥着一把伞。母亲没问为什么回来，只是接过她的行李箱，说了一句“回来就好”。
那天的风很大，母亲的围巾被吹得贴在脸上，但她没去整理。她只是攥着那把伞，一直攥着。林微言当时没觉得有什么，此刻想起来，那把伞的柄上缠着一圈旧胶布——是母亲修了又修、舍不得扔的那把。
老宅在书脊巷深处，一栋带天井的两层小楼。天井里种着一棵桂花树，是林微言出生那年她父亲亲手栽的。四月的桂花树还没开花，但叶子油绿油绿的，雨水从叶尖滴下来，打在青砖地上，发出极轻的“嗒”声。
推开门的时候，林微言的母亲正坐在堂屋的方桌旁择菜。她抬起头，看见女儿身后跟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手里的动作停了一瞬。那停顿极短，但沈砚舟看见了。她的目光从他脸上掠过，从头发丝看到下巴，又从肩膀看到鞋尖，然后重新低下头，继续择菜。
“妈，这是沈砚舟。”林微言的声音很平，“我跟你说过的。”
母亲的手没停，把一根发黄的菜叶掐掉，扔进脚边的竹篓里。“进来坐吧。饭马上好。”
没有寒暄，没有笑脸，也没有逐客令。沈砚舟把点心放在桌上，叫了声“阿姨”，在方桌旁的长凳上坐下来。背挺得很直，双手搁在膝盖上，姿势端正得像在法庭上等待宣判。
林微言去厨房倒茶。回来的时候，看见母亲正把一碟椒盐点心往沈砚舟面前推。动作很随意，像是在打发一个上门收废品的，但林微言知道那碟点心的位置——正好在沈砚舟右手边，茶杯和筷子之间，一个不用伸手就能够着的距离。
母亲在打量他。用一种外科手术式的、冷静到近乎冷酷的目光。沈砚舟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回避，不讨好，偶尔拿起茶杯抿一口，偶尔回答一两句母亲关于镇江天气和交通的闲话。
“小沈。”母亲忽然开口，择菜的动作没停，“你是做什么的？”
“律师。”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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