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税收最高。
过了这个点，税收反而会下降。
这个道理，他活了六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得这麽清楚。
他当然知道重税会逼民逃亡，知道前隋炀帝横徵暴敛导致天下大乱。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现象，抽象成一个「规律」。
李逸尘用一百户人家、一百文钱的例子，就把这个规律讲得明明白白。
房玄龄缓缓闭上眼睛。
他的心中，正在掀起惊涛骇浪。
这个道理，太深刻了。
深刻到，它可以解释很多历史现象。
为什麽前朝末年，百姓纷纷逃亡，田地荒芜，府库空虚？
不是因为百姓不想交税，是因为税太高了，交不起。
交不起，就逃。
逃的人多了，交税的人就少了。
交税的人少了，税收就少了。
为了弥补税收减少，朝廷又提高税额。
结果，更多人逃。
恶性循环，直到崩溃。
房玄龄睁开眼，看向李逸尘。
这个年轻人，不只是讲了一个税收规律。
他是在讲治国之道。
高士廉颤巍巍地站起身，又缓缓坐下。
他年事已高，经历过隋末乱世，亲眼见过那些逃亡的百姓、荒芜的田地。
他见过官府追缴税赋时的惨状，见过那些交不起税、卖儿鬻女的人家。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那些惨状背後，有这样一个冷酷的规律。
税额不是越高越好。
超过某个数，朝廷得到的，反而更少。
而失去的，是民心。
岑文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想起自己读过的那些史书。
西汉文景之治，轻摇薄赋，三十税一。
百姓富足，府库充盈。
东汉末年，横徵暴敛，十税其一。百姓逃亡，天下大乱。
隋炀帝时，徵发无度，税赋沉重。结果，隋朝二世而亡。
这些历史，他读过无数遍。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些现象，和「最合适的数」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李逸尘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把这些历史背後的逻辑，讲清楚了。
马周的手指微微颤抖。
他是真正从底层爬上来的，做过小吏，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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