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还活着。
五、中国的西迁
1月到4月,中国的中原地带,也变成了灰色。旅者从东部沿海登陆后,没有急于西进,而是一步一步地、像摊煎饼一样,从东向西推进。每占领一个城市,就建一座工厂;每建一座工厂,就收割一批“原料”;每收割一批“原料”,就多生产一些八足。它们的推进速度不快——每天只有十几公里——但每一步都是确定的,不可逆转的,像时间本身。
大量人口被迫西迁。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宜昌,从宜昌到重庆,从重庆到成都。那些曾经繁华的城市,现在变成了难民潮中的驿站。人们挤在火车顶、卡车斗、拖拉机后厢,或者干脆步行,背着行李,抱着孩子,搀着老人。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被那些灰色的怪物追上。
西北和西南,那些曾经荒凉空旷的土地,如今到处人头攒动。戈壁滩上搭满了帐篷,高原河谷里挤满了窝棚,废弃的工厂里塞满了人。这里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药品。每天都有老人和孩子死去,死在路上,死在帐篷里,死在医院门口。但没有人停下来。
得益于中国的高度组织度,人心没有大乱。那些在“钉子区”工作的人,那些在“蜂巢化”方案中接受过培训的人,那些在绝望中还能找到“意义”的人,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夜工作。工程师在调试“铁流”的最后一批生产线,工人在组装飞船的零件,农民在高原的冻土上种植耐寒的作物,司机在危险的公路上运送物资。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问“值不值得”,没有人问“我们还能活多久”。
大领导在这一年春天苍老了很多。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皱纹,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但他的背还是直的,声音还是稳的。他每天都要去各个“钉子区”视察,去难民营安抚群众,去工厂车间鼓舞士气。他瘦了二十多斤,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疲惫。只有在深夜,在办公室的门关上之后,他才会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让那张苍老的脸,露出只有自己知道的、疲惫到极点的表情。
“还要多久?”他问过萤。
“不知道。”萤说。
他没有再问。
六、南方的狂欢
当中国人在寒风中挣扎求生时,南亚、东南亚,却在另一种极端中沉沦。
泰国,芭堤雅海滩。这里曾经是旅游胜地,现在变成了“自由区”。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工作,没有明天。人们聚集在海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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