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政府有些吃不准立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俄罗斯的专家小组则显得松散得多——有人是军方指派，有人是科学院推荐，还有两个据说是被情报部门从新西伯利亚的研究所里“请”出来的。
2月22日至24日，人员抵达进入高峰期。南非的生物工程团队带来了在极端环境下培养生物组织的独特经验。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专家以华裔居多，语言障碍相对较小，被迅速编入各攻关小组。欧洲方向的抵达则混乱得多——有些人是通过中立国外交渠道正式邀请的，有些人是在撤退政府已迁往北非或南美的混乱中被“截胡”的，还有几个干脆不知道邀请方是谁，只知道机票已经买好，目的地是中国四川。
最夸张的一个案例发生在2月23日的伊斯坦布尔机场。
一位丹麦神经接口专家因战乱滞留该市已有三周。那天下午，他在候机厅里试图改签一张飞往开罗的机票时，一名穿着深色西装、说流利英语的亚裔男子走近，自称是“国际科学合作专员”。对方没有过多寒暄，直接递给他一张飞往成都的机票和一份印着联合国徽章的邀请函——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
专家警惕地看着他。滞留期间他见过太多骗子和趁火打劫的人。他正准备把邀请函还回去，那名专员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提到了他三年前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一篇关于非侵入式神经接口架构的论文，当时被认为“过于超前”，审稿人意见分歧极大，最终只以“通讯”形式发表。那个架构的核心设想是：如果能在微米级精度上实现电极阵列的动态重映射，理论上可以绕过血脑屏障的物理限制。但当时没有任何材料能承受这种精度下的电流密度。
专员说：“那个架构，我们现在有材料能实现了。”
专家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十五秒。然后拿起机票，走向了登机口。
2月25日，陈安被安排了一次短暂的“烛龙”连接——不是深度意识交互，而是与萤进行数据交换。萤给出的是结构化到极致的资料包：人员分组建议、材料制备流程参数优先级、各学科知识拓展方向、项目推进顺序。每一部分都附带详细技术注释和可选替代方案。连接结束后，陈安断开连接，将数据转存至“烛龙”终端。周云峰快速浏览了几页，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看不懂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技术细节，但他看懂了一件事：萤不是在帮他们造一个设备，她是在帮他们搭建一座从当前科技水平通向完全未知领域的阶梯。
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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