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维权知识和信息工具使用能力相对薄弱。他们习惯于依赖熟人关系（跟着某个信得过的包工头）和朴素的“干活拿钱”道义逻辑，一旦遇到老姚这样的包工头失信，或者陷入工程纠纷的泥潭，往往手足无措，最后容易走向极端化的群体性·事件，结果难料。
“我得过去一趟。”古民做出决定，“爸他们需要有人帮忙理清头绪，收集证据，了解正规的维权渠道。光是电话里说，不够。”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去吧，小心点。劝着你爸点，别犯倔。能帮老陈先把救命钱凑上最好，实在不行……家里还有点，先应应急。”
“钱的事再说。我先过去了解情况，看怎么最有效。”古民起身，快速收拾了一个背包，带上充电宝、笔记本、笔，以及几份空白的证据清单和委托书模板（他手机里存有常用法律文书格式）。他预感到，这不会是一次简单的调解，而可能是一场需要耐心、策略和一些现代信息工具辅助的微型“维权行动”。对手不再是巧舌如簧的保健品销售，而是更加强势、更加模糊、牵涉多方利益的建筑行业欠薪链条。
就在古民准备出门时，他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父亲发来的一条语音，背景嘈杂，但父亲的声音清晰了一些，带着一丝尝试后的茫然：“小民，我们按你说的，让老陈他们几个代表进去跟刘经理谈了，开了录音。刘经理还是那套，说甲方没给钱，他们也没钱，让我们理解。还说什么工程有质量问题，要扣款……我们让他出书面东西，他又不肯。证据……我们哪有什么合同，就是口头说的，记工本倒是有，可都在老姚手里。工资以前是发现金，最近几个月才让办卡，但也没发过几次……这，这能算证据吗？”
古民听完，心头一沉。口头约定、记工本在包工头手里、现金发放、工资卡形同虚设……这些都是农民工讨薪案件中常见的证据难题，使得劳动关系认定和欠薪数额确认变得异常困难。老姚很可能早就防着这一手。
“爸，别急。记工本在他手里，你们自己有没有记？每天干了什么活，干了多久，大概多少钱，有没有人记？微信聊天里有没有跟老姚、跟工友聊到干活、算工钱的事？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之前的现金，是谁发的？什么时候发的？有没有人在旁边看到？这些都是线索。我马上过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先把能想到的证据，不管多零碎，都收集起来。另外，打听清楚总包公司全名、开发商全名，还有老姚的身份证号、车牌号，任何能找到的信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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