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两千元退款到账的短信提示音,像一声清脆的钟鸣,不仅宣告了这次个人经济损失的终止,更标志着母亲认知防线上的一座堡垒被彻底夺回并加固。然而,母亲并未感到完全的轻松。回家的路上,一种新的、更沉重的情绪开始在她心中凝聚——那是一种混合了后怕、愤怒与责任的迫切感。
坐在自家客厅里,母亲将那张退款成功的短信看了又看,然后郑重地将手机放在一边。她没有像处理完一件麻烦事那样将其抛诸脑后,而是开始系统地回想和梳理整个受骗过程,从最初在小区公告栏看到讲座通知,到被小礼品吸引,再到讲座上“专家”的恐吓与“病友”的哭诉,然后是“李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步步紧逼的推销,最后是儿子带她去大学实验室,那颠覆性的科学原理讲解和冷酷的成本拆解。每一个环节,此刻都清晰地浮现出来,像电影分镜头一样,被她冷静地检视。
“他们这套路,不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母亲对古民说,声音低沉而严肃,“我们小区,老年大学,还有别的社区,肯定还有不少老姐妹、老兄弟正在被忽悠,或者已经上了当,还在那里傻等着‘奇效’呢。我退出来了,不能就这么算了。”
古民看着母亲眼中闪动的光芒,那不再是受骗时的迷茫或愤怒后的激动,而是一种基于清晰认知的行动决心。“妈,您打算怎么做?”
“我得跟她们说说。不能明看着人往火坑里跳。”母亲语气坚定,“可是,怎么说?直接说‘你们被骗了’?不行,很多人听不进去,还以为我挡了她们的健康路,或者觉得我舍不得钱见不得别人好。得让她们自己明白过来,像我今天这样。”
母亲开始了她的“社区防御计划”构思。她没有莽撞地冲到人群中去大声疾呼,而是首先进行了一次“目标受众”和“传播策略”分析——尽管她不会用这些词,但她的思路清晰而务实。
第一步,确定首批沟通对象。她列出了几个人:老年大学同班的赵阿姨,两人关系不错,赵阿姨也参加过几次讲座,似乎有点动心,但还没买;小区里经常一起买菜聊天的刘奶奶,提过“李老师”给她送过“能量梳”,说过产品好;社区活动中心负责文艺队的孙老师,人缘好,有威信,如果她能明白,影响力更大。这几个人共同点是:都是熟人,有一定信任基础;都接触过“李老师”或类似推销;尚未深陷或已购买但可能心存疑虑。
第二步,设计沟通内容与方式。母亲清楚,不能一上来就抛出“细胞修复是伪科学”、“成本只有八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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