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阳在涿州城下那场“擅自”出击的小胜，如同一颗投入早已浑浊不堪池塘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虽不甚大，却精准地漾及了池塘各处看似平静的水面，让水下潜藏的暗流与博弈，骤然清晰、激烈了几分。
消息以不同的渠道和表述，几乎同时送达了几个关键之处：紫禁城文华殿崇祯皇帝的御案，宣大总督卢象升位于保定前线危机四伏的行辕，以及内阁首辅杨嗣昌在京城府邸那间温暖如春、却气氛凝重的书房。
在崇祯皇帝看来，这份战报充满了矛盾与纠结。韩阳再次证明了其“敢战”、“能战”，以区区残兵，竟能突袭得手，毙伤虏骑数十，这在他接到的尽是败退、失地、求援的奏章中，显得格外刺眼，也带来一丝微弱却实在的慰藉——看，大明还有如此悍将！
然而，“擅专”、“不奉号令”这几个字，又像毒刺，深深扎入他猜忌多疑的内心。韩阳的辩解“见百姓遭难，义愤出击”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崇祯深知边将跋扈的前车之鉴。
此人能用，但必须牢牢套上缰绳，否则今日可“义愤”出击，他日就可能“义愤”做其他事情。如何用？
用到何种程度？
给予多大权柄？这道难题再次摆在了崇祯面前，让他本就因国事糜烂而焦头烂额的思绪，更添烦躁。
卢象升接到杨副将转呈和私下渠道送来的消息，则是忧喜参半。
喜的是韩阳果然未在软禁中消沉，反而抓住机会再次展现锋芒，证明了自己当初力保的眼光没错，此子确是可造之材，亦是抗虏急需的尖刀。忧的是韩阳此举无疑又给了杨嗣昌一党攻讦的口实，将他卢象升也置于“纵容部将、尾大不掉”的嫌疑之地。
眼下他与清军主力在保定一线僵持，压力巨大，朝廷粮饷援兵迟迟不至，反而要分心应对来自后方的掣肘。
他在给皇帝的密奏中，不得不再次为韩阳陈情，强调其“忠勇可用，小疵不掩大瑜”，建议“责令其戴罪图功，归于臣之节制，以观后效”，试图将韩阳重新纳入自己麾下，既是用人，也是保护。
而在杨嗣昌的书房里，关于韩阳的这份最新“材料”，则成了他与心腹议事的焦点之一。
“元辅，韩阳此子，桀骜不驯，已现端倪！”一名御史出身的幕僚愤然道，“前有擅开武库、强征京营之举，今又无令出战，虽有小胜，然此风断不可长！
若边镇将领皆效仿此例，视朝廷法度为无物，则国将不国！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下官以为，当借此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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