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力道，也是他从未见过的、父亲如此失态的时刻。
“我父亲……”谢继远的声音哽住了，“1950年在台湾牺牲了。”
李明道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再睁开时眼圈已经红了：“家叔知道。他……他一直在等‘荆江’的消息。等到1965年去世前，还念叨着‘老谢该回来了’。”他把笔记本双手递上，“这是家叔的遗物。临终前交代我，如果有一天能回大陆，一定要找到‘荆江’的后人，把这本笔记本还给他们。他说……这里面有他们共同的战斗记忆。”
谢继远没有马上接。他看着那本泛黄的笔记本，看了很久，仿佛透过它看到了1947年上海的深夜，看到了两个年轻的地下工作者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技术图纸伪装情报，用机床术语传递消息。
终于，他缓缓抬起双手——那双手微微颤抖，像在承接一件圣物。笔记本很轻，又很重。
“李教授，”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能……能找个地方，坐下说说话吗？”
人民大会堂斜对面的北京饭店咖啡厅里，灯光柔和。三个人选了最角落的位置。服务员端来三杯清茶，茶叶在玻璃杯里缓缓舒展，像慢慢展开的往事。
李明道先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家叔李振华，1910年生，上海同济大学机械系毕业。1938年入党，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织安排他以工程师身份进入上海资源委员会机械研究所，任务是利用合法身份，为根据地获取急需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资料。”
他喝了口茶，眼神飘向窗外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您父亲谢文渊先生，代号‘荆江’，1946年从重庆调到上海，在家叔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对外是研究所的同事，实际上……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谢继远摩挲着笔记本的封面：“我父亲很少提起在上海的事。我只知道，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留下参加接管工作。1950年又奉命南下……就再也没回来。”
“1949年4月，”李明道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家叔奉命撤离上海，去台湾潜伏。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那页纸上没有技术笔记，只有一行用暗语写的话：“齿轮已运至三号码头仓库，钥匙在黄浦公园第三棵梧桐树下。此去一别，各自珍重。愿重逢之日，可见新天地。江鸥”
下面有另一行字，字迹不同，更潦草些：“同心可度，终有归期。珍重。荆江”
“这是他们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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