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腹地的“潜流”自我耕耘还在进行，山外的世界，却已掀起了改天换地的明确浪潮。1978年的夏天，当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如火如荼，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筹备消息如同春雷般隐隐传来，时代转折的洪钟，已然在神州大地上敲响。这钟声，穿透千山万水，即便到了701工程这最隐秘的角落，也化作了再也无法忽视的强劲脉冲。
变化的迹象，如今已不再是“潜流”，而是越来越清晰的“明流”。后方指挥部传来的电文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全新提法，开始成为高频词汇。要求701工程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注重“人才培养”、提高“生产科研效率”的指示，也接踵而至。甚至连那台半导体收音机里，也充满了关于农村改革、企业放权、高考恢复、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振奋报道。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轮廓日益清晰。
这股强劲的东风，对于谢继远和701工程而言，带来的既是前所未有的认同感，也是新的巨大压力与深刻反思。他们数年来在极端条件下专注于工艺摸索、规程建设、技术深耕的“内功”，似乎突然间与国家的****前所未有地同频共振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不正是在最艰苦的环境里，践行着这句话最原始的版本吗？然而，与山外日渐活跃、开始大胆引进技术、扩大交流的蓬勃景象相比，701工程的“隐秘”与“封闭”，又显得像是一个被遗忘在时光褶皱里的特殊存在。一种“我们做的方向对，但方式是否太慢、太旧？”的疑问，开始在一些技术人员，特别是接触过外部有限新信息的青年骨干心中悄然滋生。
就在这时，一封特殊的、通过绝密渠道转来的家信，送到了谢继远手中。信来自他已阔别数年、正在老家湘潭读高中的长子——谢望城。望城的字迹工整有力，信的内容却让谢继远心潮起伏。儿子在信中没有过多诉说家常，而是用激动的笔触，描述了恢复高考后校园里空前浓厚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如何如饥似渴地补习知识，谈论“四个现代化”的理想；他提到了自己在数理化方面的兴趣和优势，流露出对大学、尤其是对工科院校的强烈向往。信的末尾，儿子小心翼翼地询问：“爸爸，您常年在深山为国家的重大工程奋斗，您觉得，在现在国家大力号召科技兴国的时候，我是应该报考传统的机械、土木，还是应该关注那些听说国外发展很快的新兴专业，比如自动化、计算机？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想像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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