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记得那天晚上,她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四周的家具都被搬光了,只剩下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还在亮。那盏灯因为太旧了,每隔几秒就闪一下,整个房间像是在拼命眨眼。
她妈说了一句话:“你爸这辈子,就是太相信别人了。”
十三岁的苏砚蹲在墙角,把这句话写进了数学笔记本的扉页。第二天她去学校,同桌问她借橡皮,她犹豫了整整三秒钟才递过去。
递过去之后,她把橡皮放在桌上两人正中间的位置,全程盯着,直到同桌用完放回来。
这种习惯她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昨晚在地下车库里,陆时衍把那个八块五的三明治递进车窗,她拆开包装就吃了,没检查,没犹豫,没计算这份食物里有多少真心的成分和多少陷阱的成分。
她吃完了整个三明治,还觉得不够。
想到这里,苏砚把最后一口带渣的咖啡喝干净,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女人头发乱糟糟的,穿着洗到发白的旧T恤,眼睛下面两团青黑,但眼神比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时明亮了不止一个色度。
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变了。”
然后自己回答:“我知道。”
下午两点整,陆时衍准时出现在苏砚办公室门口。他换了一件白衬衫,领口扣到第二颗,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袋口系着白棉绳。苏砚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摞文件,鼻梁上架着一副防蓝光的平光眼镜——她不近视,但熬夜看屏幕太久会头疼,这副眼镜是她给自己设的最后一道防线。
“第五稿,打印版。”陆时衍把档案袋放在桌上,“附录三在最后一页,我没删。”
“我知道你不会删。”
苏砚拆开档案袋,抽出那沓厚厚的文件,直接翻到最后一页。那张旧照片的扫描件印在A4纸上,比她凌晨在屏幕上看到的更清晰一些。父亲的笑容,导师的表情,还有那行褪色的钢笔字。
“以此照为证。”她用手指点着那五个字,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
然后她抬起头,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文件上,看着陆时衍。
“陆律师,今天这场仗,我们怎么打?”
陆时衍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份文件,比第五稿薄得多,大概只有十几页。他把文件放在苏砚面前,封面上一行二号宋体字——
“关于追加被告女儿为证人的风险评估报告。”
苏砚翻开报告,第一页只有一句话,加粗,居中: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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