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把车停在地下车库最角落的位置，没急着熄火。发动机怠速的声音在空旷的水泥空间里嗡嗡回响，像一只疲倦的兽在喘粗气。她松开方向盘，两只手垂在身侧，指尖还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刚才签完最后一份资产冻结文件时，笔尖把纸戳破了。
她盯着挡风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觉得很可笑。她在董事会上拍着桌子说“一个亿的窟窿我填”，语气硬得像淬过火的钢。但现在坐在这辆一百多万的车里，她唯一的念头是——今晚不想一个人待着。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陆时衍发来的消息，只有三个字：到家没？
她看了五秒钟，回了两个字：车库。
然后她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腿上，仰头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车库里很安静，只有远处电梯井传来机械运转的闷响，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巨大生物的心跳。
大概过了十分钟，也许十五分钟，有人敲了敲她的车窗。
苏砚睁开眼，看见陆时衍站在车外。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薄毛衣，袖子推到小臂中间，手里拎着一个便利店的塑料袋。车库昏暗的灯光把他的轮廓削得很利落，下巴线条绷着，但眼睛里有种她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担心，不是心疼，是比这两样都更沉一点的东西。
她按下车窗，冷风一下子灌进来。
“你怎么来了？”
“你的‘车库’两个字，听起来不太对。”陆时衍把塑料袋从车窗递进去，“便利店三明治，金枪鱼口味。我打赌你没吃晚饭。”
苏砚接过塑料袋，打开看了一眼。三明治被便利店的暖柜烤得有点变形，包装纸上印着打折标签。她忽然笑了一下，笑得短促而莫名其妙。
“陆时衍，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半夜开四十分钟车来我家车库，就为了送一个七块五的三明治。”
“八块五，”他纠正道，“涨价了。”
她没再说话。拆开包装咬了一口，面包是温的，金枪鱼馅料有点咸，沙拉酱放多了。她嚼着嚼着，眼眶忽然发酸，不是想哭的那种酸，是某种被堵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松动了的酸。
陆时衍没看她，靠在车门上，抬头望着车库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管道。消防管、电缆桥架、通风管道，乱七八糟地交错在一起，像这座城市的血管。
“今天下午，薛紫英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
苏砚咀嚼的速度慢了下来。
“她从国外打来的。说那边安顿好了，在剑桥旁边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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