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肩站在某所大学的图书馆前,一个穿着白色衬衫笑容爽朗,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神色内敛。穿白衬衫的是苏长河,戴黑框眼镜的是赵知行。两人手里各拿着一本法学院教材,封面上印着“经济法概论”。“他们是同班同学。我爸当年在宿舍里跟赵知行说过一个创业构想——用算法优化供应链管理。几年后我爸真的把公司做起来了,赵知行却因为在律所被排挤,转而投靠了我爸的竞争对手。他在我爸对面亲手写了那套合法的杀人方案。”
陆时衍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雨水顺着落地窗的玻璃往下淌,把窗外的江景割裂成无数碎片。
“技术是你的,法律是他的。战场不同,武器不同。但他用法律杀你爸一次,我用法律替你爸讨回来。下周一赵知行案子的庭前会议,我想让你列席。”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盖了章的列席申请书递过去,“你不用发言,只需要坐在旁听席上。让他看见你。”
“让他知道苏长河的女儿还活着。让他知道当年被他踩在脚下的苏家还有人站在法庭里。”苏砚接过那份申请书,低头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打印的宋体字,方方正正,不卑不亢。她把申请书放回桌上,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知道我爸破产之后做过多少种工作吗?搬运工、洗碗工、医院护工。有一年冬天他在建筑工地值夜班,半夜给我妈打电话,说工棚里漏风冷得睡不着,但上个月的工资结了可以给我交下学期的学费了。第二天他在电话里笑着跟我说——‘砚砚,爸爸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后来他病了,笑不动了。再后来他连电话都拿不住了。”
窗外的雨忽然大了起来。雨点砸在玻璃上噼啪作响,江面上的灯塔彻底被雨幕吞没,整个城市都笼在一片灰蒙蒙的水汽里。
苏砚把那张判决书拿过来翻到最后一页——资产清单、债务清算、个人责任认定,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条目,每一条都在说同一件事:苏长河,破产,一无所有。然后她翻到判决书背面靠近装订线的地方,那里有一行极细的铅笔字,颜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清,但字迹的笔锋仍然透着苏长河一贯的力道——“但我还有砚砚。”
“我在。”苏砚把那行字连同整张判决书轻轻放回桌上,声音很轻,“爸,我在这里。”
陆时衍从办公桌后走过来,在她面前站了片刻,然后弯下腰把她手里那张已经捏皱了的判决书边缘一点一点展平,指腹擦过那行铅笔字时放得极轻,像是在碰一道还没愈合的旧伤。
“我们跟赵知行的这一仗,”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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