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也是——本案原告方的幕后法律顾问。”
法庭彻底安静了。安静到能听见审判员翻卷宗时纸张摩擦的沙沙声,能听见旁听席上有人咽唾沫的声音,能听见法庭角落里的老式挂钟——哒、哒、哒,秒针一步一顿地走着。
苏砚闭上了眼。她不是不敢看,是在控制眼泪。这么多年,她等的不只是赢一场官司,是有人能在公开的场合,把她父亲蒙受的不白之冤,一字一句地说出来。她知道这份合同藏在哪里。父亲的老部下半年前就给她了,在滇西,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把这包材料塞进她手里的时候,手指在发抖。老人说,苏总当年不让我报警。他说报警没用,人家是律师,什么漏洞都堵好了。他认了。可他不该认。
苏砚握着那包材料,一晚上没睡。第二天早上她去了公司,把那一季度的新品发布会方案扔进了碎纸机。技术被泄露了,对手在抢专利,所有事都搅在一起。但那一刻她只做了一件事——给陆时衍打了个电话。
“我有东西给你看。”
陆时衍来了。他看了整整四个小时,一句话没说。他合上材料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爸当年缺的,不是道理,是一把刀。”
现在,这把刀出鞘了。
原告席上,原告方的代理律师脸色已经白了。他几次想站起来打断,都被审判长的眼神压了下去。旁听席上开始有人交头接耳,声音越来越大,法警站起来维持秩序。
就在这时,法庭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没有人想到会有不速之客闯进来。法警本能地上前阻拦,却被来人手里举着的东西震住了——举着那盘录音带的,是一双极白极细的手,手指上有茧,是常年敲键盘留下的。薛紫英。
薛紫英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头发比上次见面时又短了。她以前是长头发,及腰的那种。陆时衍说过,她以前最宝贝那头头发,每次出差都要带一整套护发产品。后来她剪了。在她决定去资本总部“卧底”的前一天晚上,她自己用剪刀剪的,剪得坑坑洼洼,最后是苏砚帮她修齐的。
两个女人在洗手间里,一个拿着剪刀,一个坐在椅子上,从镜子里看着彼此。
“你不怕?”苏砚当时问。
“怕。”薛紫英看着镜子里自己参差不齐的头发,“但更怕这辈子就这么窝囊地过下去。”
现在她站在法庭门口,手里举着那盘录音带,声音在发抖,但音量不小:“审判长,我叫薛紫英。我有证据——能证明范疆与资本方合谋操纵本案的全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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