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教员的论述，听起来似乎“符合”某些历史记载，也符合传统史观中“流寇”、“暴民”的标签，但其间那种居高临下、将复杂历史悲剧简单归因于某一群体“素质低下”的精英主义视角，让他本能地感到排斥。
他想起了怀中那本小册子里的话：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斗争的历史。”
如果历史真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那么在长期残酷压迫下爆发的反抗，其过程中的失控与暴行，难道仅仅是因为被压迫者“没文化”、“不道德”吗？
压迫者长期的剥削、镇压、愚民，难道不是酿造这杯苦酒的重要因素？
“故而，”
郑教员总结道，语气稍缓，但依旧严肃，“我们学习历史，反思农民起义，绝非为了渲染暴力，猎奇惨状，更非为了鼓吹类似行为。
恰恰相反，是为了以史为鉴，深刻认识到：
一、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与法治之极端重要性。
秩序崩坏，则人性之恶无所约束，人间立成地狱。
二、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道德素养之根本必要性。
愚昧是暴力的温床，无知的民众易被煽动，成为破坏力量。
三、总理之三民主义，主张以和平、理性、渐进之方式，实现民族独立、民权保障、民生改善，其深意正在于避免重蹈历史上那种以暴易暴、代价惨重、且往往陷入新一轮专制循环的覆辙。
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秩序、有法治、有道德、有教养的现代国家，而非重回那种无法无天、弱肉强食的野蛮状态。
诸生当深戒之！”
郑教员的话，站在维护现有秩序、强调渐进改良的立场上，自有其逻辑。
然而，林怀安却从中听出了一丝为现有统治秩序辩护、并将一切激烈的、可能威胁现存结构的反抗，都预先贴上“暴民”、“野蛮”、“反文明”标签的潜在意味。
这与他近来感受到的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以及那本小册子所揭示的阶级矛盾，似乎存在着某种张力。
就在郑教员准备开始讲解下一部分内容时，一个声音在寂静的教室中响起，平静，却清晰得不容忽视：
“郑先生，学生有一疑问，想请教先生。”
又是周世铭。
他并未起身，只是微微侧身，面向讲台，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神情。
郑教员显然对周世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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