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风格已有所领教，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周同学，请讲。”
“先生方才所论，深刻揭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过程中某些极端暴行之惨烈与可怖，学生亦深以为然，任何滥杀无辜、践踏生命之行径，皆应受谴责。”
周世铭不紧不慢地开口，先肯定了郑教员的部分观点，但话锋随即一转，“然，学生困惑之处在于：
先生将此类暴行，主要归因于起义农民之‘未受文化教养、道德束缚’，乃至‘人性堕落’、‘滑向野兽’。
此论固然指出了现象之一面，然则，这是否有‘倒果为因’、‘以偏概全’之嫌？
将复杂历史悲剧，过度简化为某个群体的‘素质’问题？”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神色各异的学生，继续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之言，道出了物质生存条件与道德文明之间的基本关系。
试问，在黄巢、张献忠起义之前，那些最终‘滑向野兽’的农民，过的是怎样的生活？
是否长期处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端不公之下？
是否经历了连年天灾、苛政猛于虎、卖儿鬻女仍不得活的绝境？
当整个社会制度已无法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与公正希望，法律非但不保护他们，反而成为权贵压榨他们的工具时，要求这些濒临饿死、饱受欺凌的‘黔首’，依然保持士大夫般的‘文化教养’与‘道德约束’，是否有些‘何不食肉糜’的荒谬？”
周世铭的诘问，引经据典，直指要害。
他没有为暴行辩护，而是将批判的矛头，引向了酿成暴行的社会土壤与制度根源。
这正是郑教员论述中刻意淡化或回避的部分。
郑教员的脸色沉了下来：
“周同学！历史现象，成因自然复杂。
然则，绝不能因存在不公与压迫，便为随之而来的、针对更弱小无辜者的极端暴行开脱！
此乃基本的是非界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些被屠杀的平民、妇孺，又何尝不是被压迫者？
起义反抗暴政，或有其正义性，然一旦越过底线，屠戮无辜，便是自身堕落为新的暴政，有何正义可言？
这与压迫他们的旧势力，又有何本质区别？
无非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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