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过分强调竞争、斗争，忽视合作、互助、道德、情感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之作用。”
胡先生的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回响，“人类自猿人进化而来，固有其生物性一面，竞争以求存。
然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更在于能结群而居，互助合作，创造文明，讲求仁义道德。
若一切皆以‘竞争’、‘淘汰’为唯一准则，则人伦何存？
礼义何在？
‘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此禽兽世界之法则，岂可全然奉为人类金科玉律？
我儒家讲‘仁者爱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亦有人道主义、博爱精神。
此皆人类超拔于纯粹生物性之明证，岂可因‘天演’一语而尽弃？”
“其三，”
胡先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进化论”三字旁，写下了“线性”、“必然”、“目的”几个词，“对‘进化’之理解，往往带有强烈的‘线性进步’观和‘目的论’色彩。
认为历史必然由坏到好，由落后到先进，且有其预定之目的与方向。
此观念，固能鼓舞人心，予人以希望。
然则，历史果真如此简单、如此乐观吗？
观我中华近百年历程，变法、革命、共和、复辟、军阀混战、外患频仍……曲折反复，何尝有一目了然之‘进步’坦途？
将复杂之历史进程，简化为单向度之‘进化’，恐有失之机械、忽略具体历史条件与偶然性之弊，甚或导致为达所谓‘进步’目的而不择手段之激进与狂热。”
胡先生的剖析，如同精细的手术刀，一层层剥开“天演论”华丽而激昂的外衣，显露其内在的理论张力、思想陷阱与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林怀安听得心潮起伏，既有茅塞顿开之感，又生出更深层次的迷茫。
原来，那激励了数代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更非救国图存的唯一良方。
它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斩断愚昧麻木，也可能伤及自身肌体；既能唤起自强精神，也可能导向冷酷的强权崇拜和绝望的民族自卑。
“那么，先生，”
一个学生忍不住举手发问，是平时喜欢刨根问底的王大珩，“依您之见，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说严复先生介绍的‘天演论’，对于今日之中国，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我们该如何看待它？
救国之道，又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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