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
所以他推行均田，轻徭薄赋，虚怀纳谏，努力做个明君。
但他内心深处清楚，自己做的，更多是「牧民」，是「御民」，是让百姓安居乐业，不生乱子。
至於「最广大的大唐子民的根本利益」——这个念头，从未如此清晰、如此系统地思考过。
更别说将它提炼成一套准则，灌输给未来的官员。
李世民重新低下头，继续看。
太子的「三问」——是否利於务本？是否利於务教？是否利於务民？
简简单单三个问题，却像三把尺子，可以丈量一切政策的利弊。
李世民的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御案。
他想起了秦始皇。
那位千古一帝，用法家之术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以严刑峻法驾驭天下。
他给了秦朝官员一套清晰的行为准则——法。
一切依法而行，赏罚分明。
秦朝因此强大，也因此速亡。
因为法家太刚，太硬，不懂迂回，不懂体恤。
百姓成了实现帝王意志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他又想起了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将儒家思想立为官方意识形态，给了官员们一套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
汉朝因此有了精神支柱，有了文化认同。
但儒家也渐渐僵化，成了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维护特权的工具。
到了东汉末年，那些满口仁义的士大夫，有几个真正关心百姓死活？
而现在，他的儿子，大唐的太子，提出了「务本、务教、务民」。
李世民的眼睛越睁越大。
这不是法家那种冷冰冰的「法」，也不是儒家那种容易流於空泛的「德」。
这是将治国最根本的三个维度，提炼出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务本——夯实社稷根基。
农桑、工匠、商贾，凡能创造财富、增强国力的，都是本。
务教——推行文明教化。
让百姓读书明理，让人才辈出，让文明传承。
务民——体恤百姓疾苦。
保护弱者，约束强者，让每个人都有活路。
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更妙的是，太子还给出了具体的衡量方法——三问。
任何政策，拿这三个问题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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