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南方，暑气比北方要浓烈得多，尤其是樟木头这片遍地都是厂房的土地，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闷热的湿气，混杂着塑料融化的味道、机油的味道，还有远处早点摊飘来的白粥和油条的香气，构成了这座务工小城独有的气息。陈建军每天都是被宿舍窗外的鸡叫声和远处厂房传来的机器预热声叫醒的，没有闹钟，却比任何闹钟都要准时——进厂快两个月，他早已养成了这样的生物钟，哪怕前一天加班到深夜，天不亮也会自动醒来，不敢有丝毫懈怠。
宿舍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平房，摆着四张上下铺的铁床，住着八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都是和他一样，背着简单的行囊，从偏远的农村南下，只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赚一份辛苦钱，圆一个回家的梦。铁床是破旧的，床板上布满了细小的裂痕，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再盖上一床洗得发白、带着霉味的被子，就是他们在异乡的“家”。墙角堆着每个人的行李，大多是一个旧木箱，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双旧鞋，还有一封封来自老家的信件，那是他们所有的牵挂。
陈建军睡在下铺，靠着窗户的位置，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揉一揉僵硬的肩膀和酸痛的手腕——流水线的工作枯燥而繁重，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八个小时下来，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尤其是手腕，长时间握着塑料部件，早已变得酸痛麻木，有时候晚上睡觉，稍微动一下，就会疼得皱起眉头。他坐起身，轻轻捶了捶肩膀，目光落在床头的那个旧木箱上，木箱的锁扣已经生锈，上面刻着一个小小的“陈”字，那是他出发前，父亲生前留下的旧木箱，也是他唯一的念想。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箱，从里面拿出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蓝色工服，那是厂里统一发放的，布料粗糙，硬邦邦的，穿着很不舒服，可陈建军却格外珍惜。他把工服平铺在床板上，仔细地抚平上面的褶皱，又拿出一块干净的抹布，擦了擦工服上的灰尘——这是他在厂里的体面，也是他对这份工作的珍视。他知道，这份工作来得不容易，是他在樟木头的街头蹲了三天，问了无数个招工的人，才好不容易找到的，他不能失去这份工作，不能让远方的母亲和秀兰失望。
穿好工服，陈建军又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那枚一分钱的钢镚和母亲来信的碎纸片。钢镚已经磨得发亮，边缘也变得光滑，那是他刚来樟木头时，身上唯一剩下的钱，他一直贴身存放着，像是存放着一份希望；母亲的来信，已经被他反复翻看了无数遍，信纸都变得泛黄、发脆，上面的字迹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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