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上工的日子，比陈建军想象的还要难熬。天刚蒙蒙亮，窗外的天还沉在一片青灰色的朦胧里，远处的厂房烟囱刚冒出几缕淡淡的、带着煤烟味的白烟，被清晨的风轻轻扯散，飘向樟木头镇的上空。车间里的吊扇就已经开始吱呀吱呀地转动起来，那扇吊扇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扇叶上积着厚厚的一层灰尘，转起来的时候不仅吹不散车间里的闷热，反而像一个巨大的搅拌器，把塑料融化后散发的刺鼻气味和机油的厚重腥味，一股脑儿地送到车间的每一个角落——那是九十年代“三来一补”工厂最标志性的味道，尖锐、刺鼻，带着工业生产的冰冷与粗糙，混杂着工友们身上廉价洗衣粉的皂角味、汗水蒸发后的酸腐味，还有远处食堂飘来的、带着半生不熟的粗米腥味，缠缠绕绕地钻进鼻腔，呛得人忍不住想咳嗽，却又不得不硬生生忍住。
陈建军站在车间门口，停顿了足足有半分钟，才缓缓迈动脚步走进去。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工厂车间，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感到陌生而压抑。车间很大，一眼望不到头，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十台注塑机，每一台都在嗡嗡作响，运转起来的时候，整个车间都在微微晃动，脚下的水泥地面传来细微的震颤，顺着鞋底蔓延到全身，让人心里发慌。机器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巨大的噪音，像无数只蜜蜂在耳边嗡嗡叫，吵得人头晕目眩，连正常的说话声都要提高好几个分贝才能听见。
他穿着一身硬邦邦的蓝色工服，是工厂统一发放的，布料粗糙得像砂纸，磨得脖颈和手腕都有些发疼。工服的尺码明显不合身，袖口和裤脚都短了一截，露出他黝黑、干瘦的手腕和脚踝，那是常年在老家干农活留下的印记，皮肤粗糙，布满了细小的裂口。工牌别在左胸，是一块小小的塑料牌，上面用黑色的油墨印着“永丰玩具厂”五个字，下面是他的编号——1568，数字的边缘有些模糊，像是被反复摩擦过。这块冰凉的塑料牌贴在皮肤上，像是一个滚烫的烙印，时刻提醒着他：自己不再是那个蹲在樟木头街头、食不果腹、走投无路的外来者，不再是那个连一碗一毛钱的白粥都要犹豫半天、连暂住证都没有的穷小子，而是永丰玩具厂的一名工人，是能靠自己双手吃饭、能给家里寄钱的人。
他抬手轻轻摸了摸工牌，指尖划过冰凉的塑料和生硬的数字，心里五味杂陈，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交织在一起，说不出的滋味。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庆幸自己终于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了一份立足之地，不用再担心被治安队追着查暂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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