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个月，你对你直接负责的这几个肉类供应商，使用过多少次调整系数？调整的理由是什么？是解决了哪些具体的紧急需求，还是提供了哪些独特的增值服务？这些调整，是否有效降低了综合成本率？或者说，这些供应商的隐性价值，是否足以覆盖其显性的高成本率？”
王建国被问住了。他确实因为“关系”和“救急”给过一些供应商订单倾斜，但从未系统记录过具体事由和效益。调整系数在实际操作中，有时变成了模糊的“照顾”，而非基于明确贡献的奖励。面对林薇的问题，他无法给出有数据支撑的回答，只能含糊地说：“具体次数没细算，但肯定是有过……像上次XX大酒店临时要两百斤精品肋排，就是老刘连夜从外地调来的。”
“嗯，一次具体的紧急事件，可以记录并调整。”古民在一旁补充道，他调出数据，“但数据显示，供应商老刘在过去三个月，共交货18批次，平均质量合格率78%，低于肉类供应商平均水平85%；平均价格偏离度+6.2%，显著高于平均水平+1.5%；准时交货率72%。综合评分是61分，属于C级观察类。您提到的紧急调货事件，如果能确认并量化其价值，可以作为一个正向调整因素。但从常规的、大量的日常交易数据来看，其表现确实不理想。这可能导致了肉类整体综合成本率偏高。”
“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王建国有些恼火，声音提高了几分，“做采购这么多年，我能不知道谁好谁坏？老刘跟我合作快十年了，人实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你们搞这些数字，能算出人情吗？能算出信任吗？有些供应商，就是数据漂亮，真到了要紧关头，跑得比谁都快！”
“王经理，我理解您的感受。”古民依然平静，“信任和长期关系当然有价值。但公司的绩效考核，最终要看结果。如果‘信任’和‘关系’带来的，是持续的高成本和低质量表现，那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这种关系的价值。数据的作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帮助我们把‘信任’建立在更扎实的基础上——比如，一个供应商，如果日常表现就很好，数据优秀，那他在关键时刻更可能可靠。反之，如果日常表现就问题频出，我们如何能相信他在关键时刻一定靠得住？一次救急，能否抵消十次拖后腿？”
总经理抬手制止了争论：“数据是工具，人也是关键。但数据摆在这里，肉类成本率偏高是事实。王经理，我给你一个月时间，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是督促现有供应商改进，还是开发新供应商——下个月，我要看到这个数据有明显改善。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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