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你喜欢的那款，大概什么价位？”
林薇报了一个数字，相当于古民估算中她全身行头总价的一半。她随即补充：“不过确实设计很经典，很能装，也很百搭，算下来使用率很高，其实性价比还可以的。”
“性价比？”古民重复了这个词，语气平淡，“你是指，每次使用的平均成本？假设这个包使用寿命五年，每年使用一百次，每次使用的成本大约在X元左右。这还没算资金的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如果同样功能、质量可接受的替代品价格是它的十分之一，那么选择这个包的‘性价比’，更多体现在它的品牌溢价、社交符号价值以及你使用它时获得的心理满足感上。这部分溢价，是否值得付出十倍的金钱，取决于个人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
林薇再次怔住，表情有些僵硬。她似乎感到自己珍视的、关于“品味”和“价值”的认知，在古民这套冰冷的经济学模型面前，变得脆弱甚至有些可笑。她沉默了几秒，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再开口时，语气有些疏淡：“古民，我们好像…真的不太一样了。你看世界的角度，和我，和我身边很多人，都不一样。”
“角度差异一直存在，”古民说，“只是以前关注的东西重叠部分比较多，差异不明显。现在环境变了，关注点分离了，差异就被放大了。”他说的是客观事实，不带情绪。
林薇看着古民，他平静地坐在那里，穿着那身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休闲装，眼神清澈，没有任何自惭形秽或试图迎合的迹象。他甚至没有评价她的穿着或她的消费观念，只是用一种分析性的语言，解构了她话语中的逻辑。这种绝对的理性，在此刻的语境下，反而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甚至一丝凉意。
“也许吧。”林薇最终说道，移开了目光，看向窗外。咖啡和甜品上来了，话题也似乎随之停滞。后续的聊天变得零散而客套，关于近况、学校、未来打算，但都浮于表面，不再触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两人都意识到，那条无形的鸿沟，在短短一个下午的展览和一杯咖啡的时间里，不仅被清晰地看见，而且似乎比预想的更深、更宽。
结账时，古民主动用手机支付了账单。林薇没有如一些社交惯例那样坚持AA，只是说了声谢谢。走出咖啡厅，夕阳给城市建筑镀上一层金色。两人在艺术馆门口道别，礼貌地说着“保持联系”、“下次再约”之类的话，但彼此都知道，这个“下次”可能遥遥无期。
古民走向地铁站，脑中下意识地开始复盘这次约会的“投入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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