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转述的这些日益具体和迫切的求助，古民感到了与三个月前截然不同的压力。那时的压力主要是“如何设计一次风险可控的社会实验”，现在的压力是“如何系统性地应对一系列同质化、但个体差异显著、且可能超出自身能力与风险承受范围的持续性求助”。他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临界点上：
• 如果简单复制：对张姨、赵姨、李姨等人逐一进行ROI分析并酌情提供借款，将迅速耗尽家庭本就脆弱的财务储备（父亲手术费），并将自己拖入无休止的、**险的个人借贷业务中，最终可能因一两笔坏账而引发财务和人情的双重危机。
• 如果一概拒绝：在成功示范之后，断然拒绝其他处境相似的工友求助，将可能被解读为“厚此薄彼”或“见死不救”，刚刚扭转的个人和家庭声誉可能再次受损，且会切断母亲的重要社会支持网络，引发新的情感与道德压力。
• 如果仅提供分析不提供资金：在成功案例映衬下，纯“口头建议”的效力会大打折扣，可能被视为“敷衍”或“不愿帮忙”，无法满足工友们最迫切的启动资金需求。
必须找到第三条路：一种能够超越个人借贷、具有可持续性、并能将风险与责任分散的制度化支持模式。 这个模式需要能够：
1. 筛选与赋能：识别出真正有行动力和可行计划的“王姨们”，并提供支持。
2. 风险共担：将风险从古民个人/家庭，部分转移给受益群体自身或其他机制。
3. 资源整合：探索能否整合工友圈内部微小的闲散资金、信息、人力，形成互助力量。
4. 规则明确：建立清晰、透明、可预期的准入、支持、还款、退出规则，减少人情纠缠和主观判断。
5. 可持续运营：模式本身最好能产生少量收益或管理费，覆盖其运营成本或形成风险准备金，而非纯消耗。
这个想法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一个基于母亲工友圈的、微型、内部互助性质的“创业/再就业启动金循环基金”，姑且称之为“互助会”。他不是出资主力，而是规则设计者、流程协调人和外部资源连接者。资金主要来源于有意参与的工友自身的小额储蓄、未来成功项目的还款及可能的微量利息、以及可能引入的极少量外部公益或政策资金。他的核心投入是制度设计、信用背书（有限）、以及持续的运营监督智慧。
第四阶段：初步沟通与边界设定。
在形成完整方案前，古民首先需要控制期望，明确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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