缚。后世史家评论：“则天之后，虽无女帝，然巾帼之气，已不可复抑。”
最后，是一种难以言明却真实存在的帝国自信与开放心态的延续。那个时代，是大唐国力、文化影响力、制度吸引力的巅峰。万国来朝不仅是外交辞令，也是部分现实。长安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这种鼎盛时期培育出的自信和气度，并未随着开创者的离去而立刻消散。帝国的官员、士人、乃至普通市民，在对待外来事物、异域文化时，依然保有一种相对平和、甚至略带优越感的开放心态。胡商可以相对自由地贸易，胡风（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依然流行，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仍有其生存空间。这种自信与开放，是帝国保持活力、吸收养分的重要基础。
当然，这“精神血脉”的传承，绝非一帆风顺。旧有势力的反弹从未停止，新政在推行中产生的弊病逐渐暴露，继任者能力的局限，官僚体系的惰性与腐败基因……种种逆流与挑战，如同礁石，随时可能阻碍甚至扭曲这血脉的流通。狄仁杰等老臣，如同老迈而忠诚的护堤人，竭力维护着河道的基本通畅，但他们自己也深知，堤坝需要不断加固，河道需要持续疏浚，而他们已经老了。
神龙三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稍晚一些。当渭河开始解冻，柳枝萌发新绿时，在国子监的讲堂上，一位年轻的博士正在讲授《时务通论》中关于“预算与审计”的章节。台下，一群来自帝国各州、通过重重考试选拔上来的年轻学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人颔首，有人蹙眉，有人奋笔疾书。
在扬州盐铁转运使的衙门里，新任的度支官正对照着最新的“四柱清册”格式（李瑾推广的会计方法），核算着去岁的漕运收支，眉头紧锁，试图找出损耗异常的环节。
在安西都护府，一位参军正在起草给某个归附部落头人的文书，文中引用了《宪章》中关于“羁縻州权利义务”的条款，试图以法理而非单纯威慑，来调解一场草场纠纷。
在洛阳南市，一家新开的“格物斋”里，摆放着改良的纺车模型、新式水磨图纸，以及几本民间刊印的、介绍基础算术和力学知识的小册子。几个工匠模样的汉子，正围着掌柜，热烈地讨论着某个齿轮的改进方案。
在江南水乡，一个老农扶着儿子改良过的、带有活动犁铧的曲辕犁，在湿润的田地里划开第一道春耕的垄沟。他直起身，擦了把汗，望着无边的田野，对身边的后生念叨：“这犁，还是当年李公派人下来教的式样改的，好用，省力。这好年景，不容易啊……”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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