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帝国的核心区域紧密连接。虽然其最初的军事和监察功能依然是首要的，但民用和商业信息传递的附加功能也在缓慢生长。依托驿站网络，一种非官方的、手抄的“商业邸报”或“士林通讯”开始在主要城市间流传，虽然内容粗糙，时效性差，且常被查禁，但它标志着信息流通的需求和尝试，已突破官方渠道的垄断。
边疆治理与民族政策方面，李瑾时代确立的“以实力为后盾，以羁縻、互市、教化为手段”的复合策略，已被证明是成本相对较低、效果相对持久的国策。继任的边疆大员，无论个人风格如何，大体上仍沿着这一框架行事。茶马贸易持续进行，边疆屯田继续开展，对归附部族的安置教化政策也保持着连续性。尽管边疆时有摩擦，但大规模、颠覆性的危机并未立即出现，帝国在边疆的统治基本保持了稳定。
更为根本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的悄然转变。 这不是一朝一夕可见的，却如盐溶于水，无处不在。
“实事求是”、“循名责实”、“效率为先”……这些被李瑾反复强调、并以身作则的理念，虽然远未成为全体官僚的信条，甚至时常与官僚体系固有的惰性、形式主义、派系斗争发生冲突，但它确确实实为帝国官场注入了一股新鲜的、务实的空气。在一些新兴的部门（如度支、漕运、市舶）和开明的地方官中，解决问题开始更多地依赖数据、调查和实际效果，而非纯粹的道德文章或祖宗成例。
“变化是常态”、“与时俱进”的观念，虽然对绝大多数习惯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士人来说依然陌生甚至危险，但至少，“变”不再是一个绝对禁忌的词汇。当面临新的问题（如货币流通、城市管理、新兴技术的影响）时，朝堂上开始有人敢于提出“宜因时制宜，稍作变通”，而这类提议，有时竟能得到部分采纳。
女子地位的微妙变化，或许是最具争议也最深刻的遗产之一。武则天以女子之身登基称帝，本身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巨大冲击波。虽然在她身后，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女皇帝，甚至“女主临朝”也重新成为敏感话题，但这一事实本身，就像一颗投入历史深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久久不散。在社会层面，尤其在城市中，女性参与家庭经济决策、管理产业、接受一定教育（尽管可能只是闺塾或家学）的现象，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普遍和“正常”。在宫廷和贵族圈子里，有才学的女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也并非不可想象。武则天和李瑾时代对“才”的推崇（尽管主要是男性之才），在客观上松动了一些对女性能力的刻板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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