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月19日，台北。
凌晨四点十七分，雨水打在明星咖啡馆的红色招牌上，把“咖啡”两个字淋得模糊不清。
三天前，台湾全岛的报纸同时刊出“海燕通缉令”。
通缉令上写着：银元五万元，悬赏中共王牌情报员“海燕”。凡是能提供线索者，一律重赏；凡是胆敢藏匿、协助者，视同通敌。
五万银元。
足以买下半条延平南路，也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台湾家庭衣食无忧几十年。
然而此刻，在咖啡馆后院那间半埋在地下的储藏室里，林默涵正趴在一张破木桌上，用磨碎的咖啡渣发电报。
储藏室不过五六个榻榻米大小，潮湿、阴暗，空气里混着旧木箱、雨水和霉味。一盏用黑布蒙住的小煤油灯摆在桌角，灯光被压到只剩一点昏黄。
林默涵坐在灯下。
他的左臂垂在身侧，袖口已经被血浸透。三天前从高雄逃出来时，一枚流弹擦破了他的左肩，伤口没有得到任何处理，如今已经红肿发烫，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肩背的疼痛。
可他的右手仍旧稳。
稳定得像一把上了膛的枪。
桌上摊着一块巴掌大的木板，木板上密密麻麻嵌着七颗锈迹斑斑的铜钉。铜钉之间，缠着一圈圈用咖啡罐拉丝做成的细导线。
导线尽头，是一只拆自损坏收音机的真空管。
林默涵低头检查线路，额角的冷汗顺着下颌滴在木板上。
这不是一台真正的发报机。
这是一台临时拼凑的“死机”。
没有外壳，没有完整的电阻，没有像样的电源，连最关键的电池，都是临时用咖啡渣和盐水堆出来的。
可它必须发报。
而且只能发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这台机器会过热，线路会烧毁，整间地下室的电力痕迹也会暴露无遗。
而三分钟，就是林默涵为自己留下的最后时限。
他抬起头，看向屋子另一头。
苏曼卿背对着他，站在水槽前。
她正用一块发硬的毛巾擦拭几只白瓷咖啡杯。
她的动作很慢，缓慢得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每擦一只杯子，她都要把杯沿放到灯光下照一照，确认没有缺口，再轻轻放回竹篮。
这个动作，林默涵已经看过很多次。
过去每次交通站需要警戒，苏曼卿总会擦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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