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
照片上的人，就是“沈墨”。
张启明的供词写得很详细。那个软骨头从被捕到开口用了不到二十个小时，供出了“高雄有个戴金丝眼镜的商人情报员，经常往来台北和高雄之间，在明星咖啡馆接头”。张启明不认识“沈墨”的真名，但他描述了林默涵钱包里的那张照片——一个年轻***在南京夫子庙前，背后写着“李涛”两个字。
魏正宏昨晚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时，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那种感觉他很久没有过了，像猎人追踪了多年的猎物终于出现在射程之内。他让人连夜翻查1947年的旧档案，虽然档案堆积如山，但“李涛”这个名字他始终记得。那是他职业生涯中为数不多让他事后反复复盘、始终觉得不对的案子。
十五分钟后，江一苇送来了旧案卷宗。魏正宏翻开泛黄的纸页，在1947年4月12日的行动记录里找到了自己的亲笔签名。记录写着：“嫌疑人李涛，男，约二十四岁，自称中央大学经济系学生，无明确犯罪证据，经审讯后释放。承办人：魏正宏。”
他把旧记录和那张新照片并排放好。相隔八年，但五官的轮廓、眉眼的间距、特别是右边眉尾那道几乎看不见的小疤痕，完全吻合。魏正宏用放大镜在两张照片之间来回比对，最终确认：沈墨就是李涛，李涛就是那个1947年在南京茶楼里被他亲手放走的地下党。
他靠回椅背，长长吐出一口气。八年了，那个人就在他的地盘上活动，经营贸易行、结交权贵、传递情报，甚至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进出台北。魏正宏感到一股滚烫的怒意从胃里升起来，混合着某种近乎羞耻的挫败感。他当初放走的那个年轻人，八年后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威胁。
魏正宏按下了桌上的内部通话按钮：“江秘书，通知行动科全体人员，半小时后开会。”
“处座，需要通知其他科室吗？”
“先不要。这件事在确认之前，知情人越少越好。”
“是。”
魏正宏放下话筒，站起来走到窗前。他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台北盆地，远处的观音山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他想起自己办公室里挂的那幅字——“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八个字是他请于右任先生写的，挂在墙上七年，他每天进门都能看见。但此刻他觉得这幅字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八年前的那个失误。
错放了一个，等于放走了整条鱼。
上午九点，行动科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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