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它，设备防护是为了保护它，工艺记录是为了优化它！剥离了核心目标，这些资料还有什么独立价值？就算有，又怎么确保在‘脱密处理’过程中，不会无意间泄露哪怕一丝可能推导出核心信息的线索？”
老赵更是直接：“这活儿没法干！咱们的人，脑子里的每根弦都绷着保密。现在突然要他们从保密档案里挑出‘可以见光’的部分，这不是逼着大家重新去审视、去界定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吗？这个界定过程本身，就是风险！何况，谁有权力做这个最终界定？咱们自己？上级？万一将来出了纰漏，谁负责？”
会议室里弥漫着焦虑和抵触的情绪。长期与世隔绝形成的保密本能，以及对“核心”近乎神圣的捍卫意识，使得大家对任何形式的“解密”或“转化”提议，都抱有天然的警惕和排斥。
谢继远沉默地听着大家的争论。他理解同志们的担忧，这担忧源自于刻入骨髓的责任感。但他也看到了文件背后更深层的国家意志和时代要求。701工程不能永远是一座完全封闭的孤岛，它应该，也必须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尝试为更宏大的国家科技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哪怕这种贡献是极其有限和间接的。这不仅是对外部资源的反馈，也可能反过来促进工程自身技术体系的梳理和升华。
“同志们，”谢继远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压过了议论，“大家的顾虑，我都明白，也都是实实在在的风险。但是，上级提出这个议题，不是要削弱我们的保密，更不是要动我们的核心。恰恰相反，是在肯定我们重要性的基础上，希望我们这些‘富矿’，能在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为国家贡献一点‘伴生矿’的效益。”
他拿起那份文件：“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我们的技术档案整个搬出去晒太阳。我们要做的，是进行一次极其谨慎、极其专业的‘内部提炼’。比如，”他看向秦工，“‘记忆芯’项目里，我们为了抗干扰选用的那种高等级光耦的极端环境适用性测试数据，如果剥离所有背景，仅仅作为‘某种恶劣工业环境下信号隔离器件选型参考’，有没有可能具备一点普遍价值？再比如，我们在‘禹导计划’中积累的，关于在特定岩层中控制性疏导地下水的某些工程经验，如果完全抽象成地质和水利工程的一般性原则讨论，是否可能对其它山区建设项目有启发？”
“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临时的工作小组，”谢继远继续道，“成员必须是政治上最可靠、业务上最精通、同时最能理解‘核心’与‘非核心’界限的老同志。任务不是‘解密档案’，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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