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桑、水利、军工、海贸皆要发展，却不能同时铺开，更不能只靠朝廷一道旨意，逼地方一夜之间全部改变。
这是父亲崔显正教他的，政策不是写得越大越好，而是要有人办，有钱办，也要看百姓承不承受得住。
可崔琰也没有完全照搬父亲的想法，他在其中加入了自己这些年听王明远提过的东西。
例如清丈田亩不能只靠地方胥吏，要由外地官员与本地乡老互相核验，账册分存，定期抽查。
例如兴办实学不能只在京城和大书院，而要先从各省府学开始，设置算学、农政、水利教习，再逐渐下放县学。
例如工匠的新器具若能提升农产、节省人力，朝廷可以出钱收购，再交给各地仿制，而不是将工匠视为贱役，任由好手艺失传。
想清楚以后，他才提笔落下第一行字。
另一边，吴守拙也迟迟没有动笔。
他看着策题，脑子里浮现的却是陇西老家的村子。
那年大旱，村里的井见了底，十几户人围着一条快要干涸的水渠，谁都怕自家分不到水。
最后几个村子打了起来，伤了七八个人，县衙过了十几日才派来一名书吏。
那书吏连田埂都没有走完，便让各村自行商量，后来还是村里几个老人日夜守着闸口，才勉强把水分下去。
吴守拙又想起自己读书时的艰难。
一本缺了页的旧书，一个学堂几个人轮流看。没有懂得更深些经义的先生，他便把不懂的地方记下来，走十几里路去向县里的秀才请教。
他一直以为，这便是寒门的命，可周老太傅告诉他们，不该如此。
朝廷若真的想考实务，便不能只让权贵子弟有书读、有先生教。
吴守拙深吸一口气，终于提笔写道：
“臣以为，治国之先，在育人；育人之先，在使天下之学不独聚于权贵之家。”
他主张各省先设实务学堂，由朝廷统一刊印价格低廉的算学、农桑、水利入门书册，发往府县。
又主张从河工、户部、地方仓场和农事官员中挑选真正做过事的人，轮流前往府学授课。
贫寒学子可凭成绩领取膏火银，地方乡学则可以教最基本的识字、算账、丈量和农事常识。
他还提出，陇西、西北与江南情形不同，各地所学不能完全一样。
江南多水，应重河工、漕运和清丈。
西北缺水，应重农桑、蓄水、军屯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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