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九，刘婶在院子里扫雪。
扫帚是竹子扎的，用了好几年，竹枝磨得溜光，扫在雪地上沙沙响。她扫到柿子树底下，看见阿黄的小土包上积了厚厚一层雪，像一个圆圆的馒头。木牌上的红字被雪盖了一半，“阿黄之墓”只露出“阿黄”两个字，“之墓”被雪糊住了，看上去像“阿黄之家”。刘婶把雪扫掉，露出完整的木牌，又用袖子把上面的霜擦了擦。小黄蹲在窗台上看她，尾巴绕在爪子上，一声不吭。这半年它长大了不少，身上的橘色更深了，断尾巴也长出了新毛，只是耳朵上那个缺口永远留着，像一枚小小的月牙。
扫完院子，刘婶把扫帚靠在墙根，走进屋里准备早饭。灶台上熬着一锅粥，是糙米加了红枣，熬得稠稠的，冒着热气。她盛了一碗端到藤椅旁边，放在地上。小黄从窗台上跳下来，走到碗边低头嗅了嗅，然后抬头看刘婶。刘婶蹲下来摸了摸它的耳朵：“吃吧。今天过年。”小黄这才埋头吃粥，吃得呼噜呼噜的。
这半年，刘婶跟小黄过得简单。每天早上粥加馒头，中午随便对付一顿，晚上煮点面条或者热两个包子。日子过得紧，但刘婶不觉得苦。她有个毛病，心里有事就爱收拾东西。老李的房子她收拾了无数遍，擦了又擦，摆了又摆。茶杯永远放在老李平时放的位置，茶叶罐在左边第二个抽屉，火柴在右边第一个抽屉。桌子底下的拖鞋还在，一双蓝布的，鞋底磨得只剩一层布。她把这些东西维持原样，好像哪天老李推门进来，随手就能摸到茶杯和拖鞋。
拆迁的事拖了三个月。年前拆迁办下了最后通知——正月初八之前必须签协议，不签的，过了年就走法律程序。巷子里的邻居大部分都签了，王婶签了，老赵头也签了，小张签了。老周还在犹豫，但刘婶知道他撑不了多久。开发商给的补偿款虽然不多，但够在小张新买的小区里付个首付。大家都想通了，能走就走，能拿钱就拿钱。
只有刘婶没签。
她坐在藤椅上，抱着小黄，看着院子里的柿子树。树上还剩几颗柿子，冻得硬邦邦的，像几个红色的石头挂在枝头。她伸手摸了摸藤椅扶手，扶手上的藤条断了一根，茬口扎手。这是老李坐出来的，二十年了，一根藤条被他的手肘磨断了，断口光滑，像是被刻意雕过的。刘婶每次摸到那根断藤，心里就疼一下。疼完了，又觉得踏实。疼说明还记得，记得就还没丢。
小黄忽然从她怀里跳下来，跑到门口，蹲在那里，耳朵竖着。刘婶抬起头——巷子里有人来了，脚步声很轻，但节奏跟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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