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条，借着茶几上那盏台灯的昏黄光线仔细看了一遍，又递给常军仁。常军仁看完，眉毛拧成了一个疙瘩。
“这借条是真的？”
“字是我的字，签名是我的签名。”韦伯仁的声音越来越低，“可我没拿过那两百万。一分钱都没拿。三年前解迎宾找到我，说项目启动需要一笔资金周转，走正规程序太慢，他先垫上，让我打个借条走个形式。当时安置房项目刚启动，市委催得紧，我怕耽误工期，就签了。后来那笔钱根本没进项目账户，直接进了房明哲指定的一个壳公司。”
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买家峻倒了杯水推过去，他接过来一口气灌下半杯，呛得直咳嗽。
“当时你就知道有问题，为什么不上报？”常军仁的语气不是质问，而是一种近乎漠然的平静，这种平静比质问更让韦伯仁难受。
韦伯仁忽然笑了。那笑声很短，很苦。
“常部长，你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部队讲军令如山。官场也讲令，但不是山，是水——你看得见，摸不着，可它无孔不入。三年前我只是个办公室副主任，房明哲是省发改委的处长，他让解宝华给我传话，说这是‘惯例’，新城所有的大项目都这么走。我问过解宝华，这样做有没有风险。解宝华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伯仁啊，你把事情办好了，风险就是别人的；你办不好，风险才是你的。’”
买家峻听完这句话，胸口像被人塞了一块冰。不是为韦伯仁感到委屈，而是为这种逻辑感到寒冷——把风险推给别人，把利益留给自己。这不是某个人的坏，这是某种游戏的规则。而韦伯仁，不过是被这个规则绞进去的一颗螺丝钉，拧紧了是别人的功劳，拧松了是他自己的罪过。
“后来这张借条怎么到了房明哲手里？”
“解迎宾给的。他们早就设计好了——借条原件一式两份，一份在解迎宾那里，一份在我这里。我以为只要把原件撕了就没事了，没想到上个月房明哲派人给我送来一份复印件，背面附了一张我儿子在学校门口的照片。”韦伯仁的嘴唇开始发抖，“他说，如果我不闭嘴，就让我看着儿子怎么因为政审不合格被退档。”
买家峻把借条小心折好，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他的手很稳，脸上的表情也看不出什么波澜，但常军仁注意到，他折借条的时候，每一道折痕都压得极慢极重，像是要把什么东西钉死在纸面上。
“房明哲后天就到新城了，以督导组的名义。”买家峻说完这句话，停下来，看着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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