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桌上。”
买家峻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一下。名单的事，他只告诉过常军仁一个人。而在常军仁的名单还没交到他手里之前，他就已经把消息递到了花絮倩这里。
“所以你是常军仁的线人。”
“不是线人。是——”花絮倩轻轻咬了一下嘴唇，想了想，“是另一套账本。”
她站起来，走到前台后面，蹲下身，从柜子最底层的夹层里取出一只黑色的帆布包。包不大，但看着很沉。她拎过来，搁在茶几上，拉开拉链。
里面全是笔记本。
大大小小十几本，封面磨得发白，边角卷起来。她拿出一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日期，人名，车牌号，包间号，谈话要点，资金流向。每一页都写得极满，字迹从最初的歪歪扭扭到后来的工工整整，仿佛一个人在六年里反复练习同一件事。
“这是我记录的谢迎宾和杨树鹏的见面。”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头一行字，“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晚九点，云顶阁三楼清音阁。谢迎宾、杨树鹏、谢宝华。话题：安置房桩基预算调整。谢宝华说‘上头催得紧，但速度不能降’，谢迎宾说‘追加百分之十五可以按期交’。杨树鹏全程没说话，最后走的时候留了一把钥匙给谢宝华。”
她又翻了几页。“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杨树鹏一个人来的，带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人我没见过，听口音是省里的。他们在包间里谈了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杨树鹏手里多了一个档案袋。”
“二〇一九年春节，谢迎宾在云顶阁办年会，请了三十多个人，大半是市里和省里的官员。谢宝华致辞，说‘新城有今天，在座的各位功不可没’。那天晚上发了红包，每个红包里是一张购物卡。我没查到余额，但记账的服务员说，发红包的袋子重得她拎不动。”
她一页一页地翻，一笔一笔地说。声音很平，像是在念一份枯燥的会议记录。但那份帆布包里装着的，是沪杭新城六年来见不得光的另一面。每一页纸都是一把刀，刀刀都砍在那些光鲜亮丽的脸谱背后。
买家峻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笔记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不是没见过黑材料——在老单位的时候，他经手过不少案子，举报信、匿名材料、经济审计报告，看得多了。但那些材料是死的，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公文格式的陈述。眼前这些笔记本不一样——这些是活的。每一行字后面都站着一个具体的夜晚、一次具体的对话、一个具体的人在权力和利益面前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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