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站定，略略拱了拱手：「上差有礼了，不知可否将这月报借给草民一观？」
为首的官差自然认得他，见总算来了个识字的，他也乐得清闲，索性便将手里的《大汉月报》递了过去：「本官连说许久，口乾舌燥，既然是陈先生来了那就劳烦你给大家伙儿念一念，讲讲这番薯具体该怎麽栽种。」
朱由检谢过官差，接过月报展开一看。
头版是天子的劝农诏，明令天下州县官吏要以劝农为第一要务，并在两京十三省推广玉米、红薯两类新粮。
而诏书之後，则是整整占了两个版面的附刊，上头清晰地记载了红薯的生长习性、栽种时令、扦插方法、收刨储藏等一应事宜；
甚至还有天子亲笔题写的窖藏法和干薯制粉法，罗列详尽，面面俱到。
朱由检看着眼前的月报，尘封多年的记忆也瞬间涌了上来。
说实话，他对这红薯并非毫无印象。
昔日他高居九五、执掌大明江山之时，时任次辅、礼部尚书的徐光启就曾上书，建议自己大规模推广番薯，以此抵御灾荒、安抚流民、充盈仓廪。
为了劝服朝廷推行新政，徐光启特意将自己早年撰写的心血之作《甘薯疏》
重新誊写上奏，并在其中详细总结了「甘薯十三胜」。
不择地、省肥力、耐乾旱、易贮藏、生熟可食、藤叶可饲畜、亩产数倍於五谷等等——
洋洋洒洒，考证翔实，字字句句都是经年累月亲手试种出来的经验之谈。
可当时崇祯五年，恰逢登莱之变，孔有德、李九成叛乱，山东战火连天；朝廷上下的所有注意力都被牵扯到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里。
彼时内阁首辅周延儒、以及次辅温体仁正斗得如火如茶，党争攻讦不断，中枢的精力都耗在互相拆台上，哪里顾得上一道劝农奏疏。
百官相互推诿敷衍、塞责了事，於是这封奏疏就这麽石沉大海，淹没在了纷繁杂乱的军报和弹章之中。
再加上朱由检本就生性多疑，刚愎自用，骤然听闻有「亩产数千斤」的番邦奇物，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有人弄虚作假、妄图欺瞒圣听。
抱着这样的心态，於是他便将徐光启给打发去了钦天监，专心修订历法。
时隔数年，沧海桑田，江山易主。
如今朱由检看着手里这份月报，是越看越眼熟「栽种宜用藤条，不宜用种籽」
「藤长一尺五寸，截为三段，每段斜埋入土三寸、行距二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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