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公府大厅内，一众勋贵们你一言我一语，正为南洋商行的份额一事争执不休。
在场的每个人都很清楚，海贸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那南安侯郑家仅仅只是把控了海贸二十余年，便能积累下富可敌国的财富；战船三千、水师数万，港口商铺遍布福建、广东沿海。
据说郑家每年仅从日本、吕宋、交趾等地运回的货物，折银便有数百万两之巨，再加上发放令旗、码头抽税、商船护卫等进项，一年下来的收入足有数千万两之多。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润，谁又能不心动？
不过对於这帮勋贵们而言，争抢份额也并非是贪图财富那麽简单。
在场的大汉朝勋贵，无论是卫国公、定国公、成国公，还是怀远侯、忠勇侯等，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从龙之臣。
他们跟着江瀚从乱世中一路杀出来，转战十余年，一步步成为了开国功臣，这既是最高的荣誉，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唯一凭仗。
可问题在於，如今乱世已然落幕，往日里众人赖以立足的沙场战功，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
过去他们能靠战功说话、靠兵权立足；但现在新朝初立，百业待兴，朝廷更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恢复农桑。
这般国策固然必要，但却也在无形中，一点点稀释着武勋阶层的话语权。
无仗可打，便无新功可立，一众勋贵们也终将彻底褪去光环，只能依靠世袭爵位与朝廷俸禄度日。
古往今来，勋贵世家大多难逃三代而衰、五代而竭的宿命；
一旦彻底失去兵权、军功加持，再无稳固的经济基础支撑家族，那勋贵们在朝堂上话语权便会飞速缩水，世代积累的将门声势也终将烟消云散。
这并非杞人忧天，而是肉眼可见、正在发生的一种趋势。
在这等境况下，天子特许的南洋海贸商行，便成了一众勋贵眼前唯一合理合法的新财路。
以往的权贵世家，核心收入大多依托田租农产，收成受制於天时年成、以及土地规模，收益虽然稳定，但却上限极低；
纵然坐拥万亩良田，每逢旱涝灾年也依旧会减产亏收，利润终究有限。
可海贸却截然不同。
作为新兴的暴利行业，中原盛产的丝绸、瓷器、茶叶、棉布运至南洋、西洋番邦，可溢价数十倍售卖；
外域盛产的香料、宝石、硬木、金银矿产等运回中原，也同样是供不应求、价增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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