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三月，成都。
春意正浓，本该是万物竞发之时，可现在却是号声隆隆，旌旗蔽空。
讨虏书中定下的五个月期限已过，而明廷还未能将东虏驱逐出境，反而在华北、山东酿成了更深的惨剧。
此时出兵，名正言顺。
在过去的数月里，通过高效的动员体系，汉军如同滚雪球般，足足集结了十八万可战之兵。
来自西南三省的粮秣、军械、更是源源不断地汇向了前线。
其中，东路军十三万人集结於夔州府，由邵勇和李老歪统领，随时准备沿江而下，东出湖广。
西路军有五万人，陈兵於川北要冲剑州，由李自成和董二柱率领，兵锋直指汉中。
两路兵力之所以如此悬殊，主要是出自江瀚「声东击西，暗度陈仓」的战略规划。
在他最初的规划中，本想东西两路齐头并进，同时向汉中和湖广两个方向发起攻击。
然而，一纸来自北方的密报，却打乱了他的全盘部署。
负责镇守金牛道的邓阳被调走了！
此事还需要从洪承畴和孙传庭奉命，率领秦兵北上勤王说起。
尽管江瀚公开发表檄文，承诺愿意「暂休兵戈、共御外侮」，但孙传庭和洪承畴可不敢赌。
与其相信「贼寇」的信义，倒不如未雨绸缪，免得落人口实。
在奏明崇祯後，孙传庭决定留下三万精锐秦兵，交由新任三边总督郑崇俭、
以及新任陕西巡抚霖启睿。
这支秦兵被放在了陕南、汉中一线，负责盯住四川这个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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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心思镇密的洪承畴更是专程致信孙传庭，特意点出了邓阳的名字。
他明确指出，邓阳扼守金牛道要冲，而且与四川方面素有商贸往来，关系暖昧。
值此天下动荡、内外交困之际，绝不能这样一个有嫌疑的将领镇守咽喉要道。
否则一旦有变，汉中门户洞开，关中亦为之震动。
孙传庭深以为然，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
他以「陇右不靖，需要防备青海蒙古诸部叩边」为由，将邓阳所部调往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兰州驻防。
消息传至汉中，邓阳措手不及，他一边藉口粮草不济、军士疲敝拖延行程；
一边火速去信成都，请示江瀚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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