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上的联系。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主动的放逐与精神上的自我澄清。
数日后，陈三立做了一件令许多旧识震惊的事。他写了一封措辞恭谨、却态度明确的信，致送南昌府及江西巡抚衙门，言明自己“蒙先帝恩，本应效死；遭逢世变，罪愆深重。今先父见背，罪臣更无颜立于世。自即日起，伏处草野，闭门思过，绝意仕进，永不与闻政事。所居僻远，恐劳宪驾垂询，特此禀明。伏乞钧鉴。”
这封近乎“自绝于朝廷”的信函，与其说是请示，不如说是宣告——宣告他与这个政权之间，从此只剩下地理上的共处，而再无精神上的归属与行动上的关联。他主动将自己放逐到“江湖”的最边缘，以换取心灵上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安宁。
消息传出，官场中人有的摇头叹息，有的暗称其“不识时务”，也有的隐隐佩服其气节。而对陈三立而言，这却是一种解脱。从此，他不再是“革员陈三立”，而是“西山散原”，一个纯粹的诗人和父亲。
二
几乎与陈三立决心“绝意仕进”同时，一纸来自北京的新诏书，却让千里之外的上海北山楼内，吴保初早已沉寂如水的心湖，再次被投入一块巨石，激起剧烈的、充满矛盾与诱惑的涟漪。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发布“新政上谕”，宣称“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命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详悉条议，限期奏闻。
这便是“清末新政”的开端。尽管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庚子惨败、内外交困下的被迫之举，是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讨好列强、平息民愤的权宜之计，但其措辞之“恳切”，涉及范围之广，仍让许多对朝廷尚存一丝幻想或谋求进身之阶的人，重新燃起了希望。
诏书传到上海，各报争相刊载，解读各异。保皇党人欢呼雀跃，视为“太后幡然醒悟，皇上改革有望”的明证，康有为更是从海外发来长篇论述，指导门人如何借机“推动立宪”。一些原本心灰意冷的维新派旧人，也开始重新活动，摩拳擦掌，准备上书言事，以期在新政中谋得一席之地。
北山楼虽然沙龙已歇，但消息依旧灵通。吴保初捧着刊有诏书的报纸，反复研读，手指微微颤抖。那些“取外国之长”、“参酌中西政治”的字眼，像一道道微弱却诱人的光，刺破了他心中厚厚的阴霾。新政……朝廷终于又要“新政”了！虽然比戊戌晚了三年，虽然是在如此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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