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电脑，开始整理一份新清单。不是给学院的投诉信，是给派出所的报案材料。
七个人，每个人单独一页。
交了多少钱、交了什么个人信息、受过什么威胁、合同里哪条是假的。一条一条写清楚。
写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机震了。微博私信回了。
那个女生叫何蕊，去年毕业，现在在南方一个城市上班。她发来一段长语音，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急。
“我太清楚这个公司了。去年我也是大四，签了同样的合同，被派到一个县城去了。说什么生态调研，去了就是给一个旅游公司做地推，发传单、拉游客。我不干，他们就威胁我，说我违约。我爸妈从老家赶来，跟他们对峙了一整天，最后赔了三千块才把合同拿回来。那个公司的人特别会钻空子，嘴上说一套，合同写一套。我们学生哪里玩得过他们？”
陈阳问：“你后来找学校了吗？”
“找了。学校说这是校企合作项目，企业是学校引进的，但出了问题企业负主要责任，学校只能协调，不能强制。协调了一个月，赔了三千块，不了了之。”
校企合作，学校只能协调，不能强制。
陈阳把这几个字也存进了文件夹。
他把何蕊的证言整理成文字，和微博帖子、知乎回答、贴吧回复放在一起。
又翻出公司工商信息、合同截图、录音文字稿、虚假宣传对比表。
晚上七点多，拾穗儿发来消息。
“方远在群里发了通知，明天所有人带身份证原件，统一保管查验。说是下乡前最后一次培训。”
陈阳回：“带，但不交。他要看就给他看一眼，看完装回口袋。”
“他说要收上去。”
“合同里没写。你告诉他，身份证是个人证件，没有本人同意，谁也不能保管。”
过了十几秒，她又发了一条：“他不会听的。”
“那你就当他面给我打电话。我来跟他说。”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方蕾。
“陈阳，我刚才在孵化器门口看见方远跟一个不认识的男的说话。那男的穿了一身西装，不像我们学校的。方远看见我出来，就不说了，两个人往那边走了。”
“什么样的人？”
“四十多岁，戴眼镜，有点胖，手里拿了个公文包。”
陈阳心里一动。西装、公文包、不像学校的人。可能是公司的上级，也可能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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