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朱厚照成功的策反焦芳、张彩等人，固然仓促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拿江西人当靶子，团结了大多数人。
在这期间，原本占据了高位的江西官员纷纷落马，被分食利益。
很多尚未分配职务的新科进士连官职都不敢接，就直接跑路。
可是结果呢？
有了斗争经验的朝臣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触动的时候，迅速地就抱团了。
随后，痛定思痛的江西人也卷土重来，重新统治了朝堂。
当一个势力出现，并且强大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出现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是抽象的，存在的，并且对势力内的所有人，有着共同的驱动力。
挑动政斗党争，从中渔利，这种手段看似高明，但实际上也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自我意识。
这种属于特定团体的共同利益，甚至已经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这里面强大的自我意识，可以和皇权抗衡的时候，那皇权又算什么？
朱厚照主动出手，想要挑起党争，争夺一时的胜势，已经有些饮鸩止渴的意思了。
或许有人觉得奇怪，历来都有党争，不见得有什么严重的。
但是以个人为核心的抱团，和以共同价值为核心的抱团，对朝廷造成的危害是完全不同的。
前者的结党，如同胡惟庸案，随着胡惟庸和大量官员的身死，能够直接性的抹杀掉。
后者的结党，如同宋朝时的变法派和保守派，彼此的争斗连绵不绝，随着人事兴替，反复争夺。
这种意识性的结党，只要成型后，哪怕面临强力的打压，但只要条件成熟，他们就会像藏土壤里的种子一样突然冒出来。
朱厚照下场的切入点，是梁次摅案。
现在的梁次摅案，经历了朝堂的几度争夺和反复阐述，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案件了。
随着大明的土地兼并和资源攫取进入下半场，从百姓那里继续搜刮，已经到了无法持续的程度。
“梁次摅案”标志性的开启了大鱼吃小鱼的阶段，实力弱小但是数目众多的小豪强，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
这种伴随着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结构重塑，完全具备了意识性党争的前提条件。
裴元敏感的嗅到了风暴降临的气息，已经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
与其在这里看着他们斗法，还不如去山东剿灭罗教。
裴元本就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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