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征不到商税，并不是没有商税，而是既不透明也无定量的商税，被“士”合理的瓜分了。
朝廷拿到的少，自然想要加码。
可是底下人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子的商税都快征到乾隆年间了，你踏马还加码，狗皇帝让老百姓怎么活？
生气！
或许有人就纳闷了，既然商税没少征，那些大商人为什么还能那么肥？
因为，那些大商人本质上不是“商”，而是“士”。
他们是不交税的。
比如说我家里有十万亩桑田，每年产丝若干，但我是读《春秋》的，我是读书人啊！
我又不是商户，凭什么征我的商税？
别说往后征到乾隆年间了，之前洪武年间我都没交过税。
怎么了？
我就问怎么了？？
与“商”关联性最密切的就是“工”。
这里的“工”泛指一切匠户，包括织户、铁户、矿工等等各类。
大明的“工”受限于户籍，无法实现户口性质的流动转换，所以他们天然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受限于商。
随着大商人利用“士”的特权一步步垄断，匠户红利就体现出来了。
爱干就干，不干就滚。
所以在极限压榨下，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工”这个阶层，就对生产资料拥有者，形成了紧密的附庸。
也就是说，大明朝廷的缺位，让“工”这个阶层，已经全面失控了。
这个阶层一无所有，组织性又强，战斗力又特别猛。
后来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倭的时候，选兵就是从矿工中挑选的。
结果太特么能打了，砍起倭寇来，直接虐菜割草。
从“商”入手没有效果，“工”这个阶层又惹不起，政策又是“士”制定的。
那该怎么办呢？
只能含泪再苦一苦农民。
再然后呢？
——农民反了。
现在大明的局面就是农民四处造反，外族虎视眈眈，朝廷征不到税，然后继续再苦一苦农民。
所以连朝廷都不敢动的烂摊子，裴元为什么要去碰？
连朝廷都不敢惹的匠户，裴元为什么要去惹？
裴元敲了敲桌子，“硬来肯定是不行了，你们帮我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把这笔钱搞出来。”
众人听了都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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