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平县的“义兵”传说与麻城县的“书吏伏法”，如同两颗投入不同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在信宁政权控制区及边缘地带悄然扩散。虽未引发滔天巨浪，却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一些地方的“水质”。
黄州府的新任官员们发现，在麻城县沈墨以雷霆手段处置了贪墨书吏与勾结的乡绅后，府内其他州县那些或告病、或推诿的胥吏们，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分化。一些胆小的，开始战战兢兢地返回岗位，虽然效率不高，但至少不再公然怠工；一些较为圆滑的，则开始试探着与新任官员接触，话语间多了几分谨慎与恭敬；当然，也仍有部分顽固者或自恃背景深厚者，继续阳奉阴违，但气焰已不似先前那般嚣张。
李岩与周文柏抓住机会，将沈墨的处理经过（隐去具体人名）作为典型案例，连同《信宁官吏考成暂行条例》与《监察司办事细则》（试行稿）一并下发各州县，要求官员学习，并明确告知：新政大义在前，国法条例在后，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勿谓言之不预。
同时，由王瑾统筹、经李岩建议的“实物激励”措施也开始在更多地区铺开。信阳库中挤出的又一批平价盐、铁制农具、甚至少量从江南“采购”来的廉价布匹，被有计划地投放至那些垦荒进展顺利、或赋税缴纳及时的村镇。东西依然不多，但发放时必有小吏鸣锣宣告：“此乃监国与豫国公体恤民艰，奖劝农桑之德政！”领取的农户需按手印登记，防止中间截留。实实在在的好处拿到手里，最朴实的农民心中自然有了一杆秤，对新政的抵触和观望情绪进一步消融。
然而，深耕必遇硬土。在德安府北部的随州，新政推行遇到了新的、更为棘手的挑战。
随州地处鄂北，毗邻仍在清军控制下的襄阳府（左良玉部），境内多山，民风彪悍，宗族势力盘根错节，且有不少地方豪强原本就与溃散的流寇或山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本身亦兵亦匪。信宁政权在此地的控制力相对薄弱，新任知州是个年近五旬、由原明旧吏转投而来的官员，虽无大恶，但性格圆滑，缺乏魄力。
当信阳方面要求随州清丈田亩、推行垦荒令时，遭到了当地几个大姓宗族的联合抵制。他们不仅煽动族人拒不配合，还暗中串联附近山区的股匪，频频袭扰派下去的丈量小队和垦荒社据点，杀害了一名县丞和数名差役。知州上报请求派兵剿匪，却又语焉不详，似乎不愿深究匪患背后的宗族影子。
消息传回信阳，李岩意识到，随州的问题已非简单的吏治腐败或消极抵制，而是带有地方武装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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