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下旬，津塘，军统津塘站，站长办公室。
吴敬中放下手中的放大镜，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
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通过重庆的老关系，调阅来的关于余则成的补充档案。
档案本身很干净，余则成已婚，青浦班训练、总部电讯处工作、参与“李海丰事件”有功，戴老板嘉奖并亲自点名派往津塘……一切似乎都合情合理，无可指摘。
但有一条备注，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他心里：“在渝期间，与女子左兰（女，25岁，原《中央日报》记者）交往甚密。
该女子思想激进，曾发表同情异见人士言论，民国三十三年秋离职后不知所踪，疑前往西北。”
左兰。
红票嫌疑。
而且余则成的老上级，吕宗方也很可能是红票，只不过被内部处决了。
吴敬中的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着。
戴老板亲自派来的余则成，会是个红票吗？
关键是戴老板知道吗？
如果知道还派来，是另有深意，还是被试探自己？
如果不知道……自己查出来，是功劳，但也可能打乱了戴老板的什么布局。
更重要的是，余则成来津塘这一个多月，办事得力，尤其是在协调龙二、九十四军和美军关系上，处理得圆滑周到，马王镇黑市的油水源源不断，让自己和站里都得了实惠。
这样一个“能干”且“懂事”的下属，如果只是因为一个“疑似”红票的前女友就被扳倒，太可惜，也可能打破眼下站内难得的“平衡”。
他想起余则成总是谦恭谨慎的样子，想起他每次汇报都条理清晰，绝不多言，自己拿好处也不贪心。
这样的人，如果真是红票，那隐藏得太深，也太危险。
如果不是……为了一个莫须有的“前女友疑云”就毁掉一个得力干将，更是愚蠢。
吴敬中站起身，走到窗边。
他需要的是一个既能控制风险，又能继续用其才干的稳妥之策。
当天下午，吴敬中将余则成叫到办公室，脸上是惯常的温和笑容，仿佛只是随意闲聊。
“则成啊，来津塘也有些日子了，工作上手很快，我很欣慰。”
余则成垂手而立。
“都是老师教导有方，学生只是尽力办事。”
“嗯。工作上，你是没得说。”吴敬中话锋一转，语气带着长辈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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