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讲的是治国之道——不是空谈心性，而是实实在在的治理之术，怎么收税，怎么练兵，怎么治水，怎么断案，怎么用人，怎么驭外。每一件事都有具体的方法，都有可操作的标准。
但这些年，这篇文章已经没人读了，理学门人说它是霸道之术，科举不考，书院不教。
陈氏明道堂的学生虽然还在学，但学了之后考不上进士，学了又有何用？
陈绍写到一半，忽然停了笔。
他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他还在浦园的时候和盘古的一次对话。
盘古说，历史上很多显赫一时的学问之所以会消亡，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好，而是因为它们不够空。越是空泛的理论，越容易被不同立场的人拿来各取所需。
理学讲心性，讲天理，讲的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大道理，这些大道理放到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因为谁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它们。
而陈氏的政治学讲的是具体的方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收税不能靠道德感化——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税率、一个可靠的征收机构、一个防止腐败的监督机制。这太务实了，太具体了。
在一个被空谈绑架的时代，它的消亡几乎是必然的。
但反过来说——当这个时代终于吃够了空谈的苦头，重新渴望实实在在的解决之道时，陈氏的政治学就是唯一的选择。
陈绍重新提起笔。
这一次他写的不是《原道》的原文，他在写一篇新文章，文章的标题是——《答耿相问》。
这是一篇公开信，名义上是回应耿南仲昨夜在行在说的那番话——“朝廷决策乃是为天下苍生计，圣人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实际上，这是一篇檄文。
他没有直接攻击耿南仲，他只是提了一个问题。
朝廷南迁，中原拱手送人，这个决策如果是为天下苍生考虑——那么请问耿相，中原的苍生是不是苍生？被金人屠杀的边民是不是苍生？在战场上白白送死的将士是不是苍生？
如果他们是苍生，耿相的决策为他们考虑了什么？如果他们不是苍生，那耿相说的“天下苍生”，到底指的是谁？
他写完之后，搁下笔，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篇文章的文风一反理学家们那种引经据典、堆砌典故的写法，从头到尾都是大白话。
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看得懂，任何一个看得懂的人都能被戳到心窝里。
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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